李悝的變法適應了這種變化，去革那些“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的世襲卿大夫貴族們的命。這些被他罵為“淫民”的老貴族全部停發工資（祿），省出的錢用以招徠四方之士。職業官僚製度取代任人唯親的世卿世祿製。這一點是魏文侯最喜歡的。
簡單說，君主是和布衣、平民合作，上下夾擊世卿貴族，從而瓦解世卿政治，給君主的權限解縛，加強了君權。而平民願意在這方麵給君主幫忙，是因為他們也渴望從世卿貴族（準確地說世卿貴家族，因為有的是異姓的，不算標準定義的“貴族”）盤踞的政壇上搶到官位，叫自己上去。而孔子以來的辦私學之風，也教育和武裝了布衣、平民，使得他們力量崛起，有能力進入政壇--從前出兵打仗或者治國，領頭的都是些趙盾啊、趙武啊、欒書啊、欒盈啊、三郤啊這些世代為卿的子弟，現在不同了。
這種布衣出身者去擔任高級和各級職業官僚的體係的出現，是一種進步，它使得布衣可以通過才幹和軍功進入官僚隊伍，從而打破了過去貴族團體的宗族成員壟斷政壇的局麵。
布衣從政的大門打開了，傑出的平民布衣，如吳起、孫臏、龐涓、鄒忌、商鞅、張儀、蘇秦，就將湧上政壇高處，他們沒有任何家族背景，爸爸名不見經傳，這在從前春秋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其實才是中國曆史真正的分水嶺。
李悝的這種變革，被冠以法家的名號，因為從前世襲社會依靠禮的約束規範來治理，布衣職業官僚政治則用法令來監控官員。法家比儒家晚出，其平民性不同於孔子儒家的貴族性。
李悝具體在治國方略上，還提出“盡地力之教”，就是強調農業技術的發展，強調畝產產量的提升。他還懂得市場經濟，知道那個看不見的手，所以他采取“平糴法”，就是政府幹預糧食價格和總量，在豐年由政府收購糧食儲備起來，以控製糧價下跌，到荒年再出售儲備的糧食，以控製糧價暴漲。後來曆代王朝的均輸、常平倉的措施也源於此，這可以打擊不法商人投機倒把。
李悝堪稱影響未來中國兩千年政治、農業、經濟、律法體係的第一人，由於魏文侯籠絡住了這麼個大賢，魏氏很快通過改革富強起來，成為戰國最初一百年的第一強。（秦國這時候還不強，它依舊是遠在西陲的抱殘守缺的土包子國家，連貨幣都沒有呢，保持著人殉的陋習。）
李悝的法變得差不多的時候，一個二十九歲的年輕人，留著一撇輕胡子，從遠東來到了魏氏的首邑安邑。他骨骼肅穆，神色超遠，目光掃視著這個新興的城市。如今城裏的麵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宮殿區還是壁壘森嚴，但手工業作坊區和市場交易區（市）卻熙熙攘攘。鬻金者、沽酒者、賣履者、賣駿馬者、販茅者，賣卜、屠狗者，都在這裏謀生活。市場的喧囂取代了從前城堡那種肅殺的景象。
這個生逢其時的年輕人拿著自己的名策，徑直投向魏文侯的府邸。他不是別人，他就是那個被尉繚子設問為--“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