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不揣冒昧地說，艾蕪老師是我有幸在我最困難的時期見到的老作家之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呼聲已經震天，似乎是北京市文聯組織我們去郊區短期看一下“四清”工作。在京東一小村，人們說艾蕪老師正在那裏深入生活，我便趕快去拜訪。到他住的農家，要過一道溝，我踉踉蹌蹌跳過去了，為此艾老還對我微有抱怨。——那麼，他怎麼看到了我跳溝呢？記憶已無法給予什麼答案了，模糊也是一種滄桑的證明。
與不漂亮的跳溝事件相比，我更記得的是艾蕪老師的樸實無華、心平氣和。他是深水，而不是喧鬧的泥潭。他一心撲在創作上，他可能認為最適合他的生命形態是用筆說話，用文字塑造形象。他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晚年年邁體衰也沒有停筆，他有一個純潔的文學魂。他在散文《想到漂泊》中說：
但如今一提到漂泊，卻仍舊心神向往，覺得那是人生最銷魂的事嗬。為什麼呢？不知道。這也許是沉重的苦悶，還深深地壓入在我的心頭的緣故吧？然而一想到這種個人式的享樂，是應該放棄的時候，那遠處佳麗的湖山，未知名的草原，就隻好一讓它閑躺在天末了。
這樣一種對於遠處的佳麗湖山與未知名草原的向往，這樣一種深重的苦悶，這樣的一種應該放棄的“個人享樂”，其實應該包含著自我邊緣的潔身自好。
但遠的南國山中，小小的燈火人家裏麵，那些豐美的醉人的溫暖，卻留在我的冬夜的胸中了。
這是小說《冬夜》的結尾。與此對比的是城市“文明人”的冷漠。顯然，艾蕪在這裏的判斷加入了他自己的流浪情懷。
我們感受到的艾蕪漂泊——“南行”，更像是一座自由靈魂的風向標。他在一九四三年的一篇文章裏這樣寫他自由而快活的流浪情懷：
……店門外迎著我的是山間剛剛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著晨光朝露的豐沃原野，是將我帶到新鮮地方去的坦坦旅途，是引起我高聲呼嘯的林中歌鳥，這一切都使人感到自由而且快活。
他的流浪足跡十分艱辛，流浪途中經曆了下層人民遭遇的種種苦難與屈辱，但他的南行作品，不僅有詩意的惆悵、傳奇的人生故事，也有讓人強烈地感受到靈魂逍遙於邊地、海闊天空的自由的快樂。這快樂是現在正享受著享樂主義帶來的輕鬆和快感的人們無法想象的。
如今“南行”已成為一個特殊的詞彙載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冊了。而我當年就傻氣地、不無庸俗地想過：為什麼艾蕪寫得這樣美好，卻沒有那樣風光紅火？我以為是他寫南行的緣故，寫得那麼邊遠，少數民族什麼的，又怎麼能不邊緣呢？年輕時他僻處一隅，獲得文學聲譽後，長期居於蜀地，直到告別人世。他已經習慣了清靜與寂寞，也習慣了自我的邊緣化，他的潔身自好與邊緣化一脈相承。
當然配合不力是一個原因。其實艾蕪老師也是由衷地歌頌新中國的。我讀過他的《雨》，寫得清新而又精致，是真正的藝術品。他不會寫那些咋咋呼呼和鋒芒畢露的“積極表現”的文字，即使歌頌，他也仍然優雅、抒情，而且有一種謙虛的分寸。
還有一個原因我以為是他的語言，他的語言比較五四，而我們有一段隻提倡口語化，再縮小一點是北方農村口語化的文學語言。而艾蕪的語言，更像來自朱自清、劉大白、落華生、俞平伯的傳統吧。其實，我們的語言資源是豐富的、多質的，能夠寫得像老舍、趙樹理那樣固然值得稱道，魯迅、巴金、錢鍾書、孫犁、艾蕪式的相對書麵一點，乃至受到一些翻譯作品影響的語言風格，又何嚐不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在文學上動輒定於一尊的想法，實在是太有害了。
而艾蕪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對於文學，時間最嚴厲，時間最公平，時間也最溫馨。與艾蕪老師同期的著名前輩作家多了，是不是他們的作品都能一樣地經得起時間的篩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