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致庸（18l8—1907），字仲登、號曉池，是喬全美之子，喬貴發之孫，喬家第四代人。人稱“亮財主”，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卒於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是喬門中最長壽的人。出身商賈世家，自幼父母雙亡，由兄長撫育。淳厚好學，本欲以仕進光大門庭，剛考中秀才，兄長亦故。遂不得不放棄舉子業而承襲祖遺商業資產，挑起理家、理財之重擔。
喬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隨和，處世一般。由於他善於計謀，在他執掌農業時，資產越來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
在理家上，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又誡“驕、貪、懶”三個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到有針對性處，令讀多次。如犯拋米撒麵之錯，便把“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今物力維艱”反複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
“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為其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的主導思想。在他的經營之下，其祖業包頭商號獲利倍增，於“複盛公”之外，又增設“複盛全”、“複盛西”等多處，左右著包頭整個市場，因此有“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商業外，兼營錢莊、當鋪，相輔相成，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務全權委任長子，自己則休閑家居，閉門課子。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裏，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誌》有記述，並給予褒獎。他還受到清廷“舉悌弟加五級”，並賞戴花翎的嘉獎。
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喬致庸尤善於用人，這是他經商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禮遇聘請閻維藩。閻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閻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升遷需銀兩時，閻自行作主曾為恩壽墊支銀10萬兩。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並受到總號斥責。後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並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閻維藩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必經路口迎接。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於見到閻維藩，致庸之子說明來意和父親的殷切之情，使閻氏大為感動。閻心想：喬家富甲三晉，財勢赫赫，對他如此禮遇，實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讓閻坐八乘大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這更使閻氏感動不已。二人相讓不已，最後隻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氏衣帽，算是代閻坐轎，而二人則並馬而行。閻氏來到喬家，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閻氏時僅36歲，致庸更是感歎年輕有為，是難得之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恒票號經理。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知遇之恩，當即表示願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閻氏自主持大德恒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氏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