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曆大苦惱，嚐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隻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鑊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隻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
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隻好“以待來年”。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
然而隻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回卻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裏麵。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
忽然想到（一）
一
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對於人的肌肉，他確是看過，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沒有細考校，所以亂成一片，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錄》說人骨，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老仵作之談，也有不少胡說。然而直到現在，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後者還是檢驗的南針：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相傳古人壯健，堯舜時代蓋未必有；現在假定為起於二千年前罷。我幼時曾經牙痛，曆試諸方，隻有用細辛者稍有效，但也不過麻痹片刻，不是對症藥。至於拔牙的所謂“離骨散”，乃是理想之談，實際上並沒有。西法的牙醫一到，這才根本解決了；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又每每隻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複漸漸地靠不住起來。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別人想出來了，卻又不肯好好地學：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
康聖人主張跪拜，以為“否則要此膝何用”。走時的腿的動作，固然不易於看得分明，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時候的膝的曲直，則不可謂非聖人之疏於格物也。身中間脖頸最細，古人則於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則於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聖人精到，後人之愛不忍釋，實非無因。所以僻縣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嚴時亦嚐恢複殺頭，雖延國粹於一脈乎，而亦不可謂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著《苦悶的象征》的排印樣本時，想到一些瑣事——我於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總喜歡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時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奇來，卻大抵一篇一篇擠得很緊，並不依所注的辦。查看別的書，也一樣，多是行行擠得極緊的。
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麼，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仿佛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
或者也許以這樣的為質樸罷。但質樸是開始的“陋”，精力彌滿，不惜物力的。現在的卻是複歸於陋，而質樸的精神已失，所以隻能算窳敗，算墮落，也就是常談之所謂“因陋就簡”。在這樣“不留餘地”空氣的圍繞裏，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
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往往夾雜些閑話或笑談，使文章增添活氣，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不易於疲倦。但中國的有些譯本，卻將這些刪去，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語，使他複近於教科書。這正如折花者；除盡枝葉，單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氣卻滅盡了。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上述的那兩樣，固然是比牛毛還細小的事，但究竟是時代精神表現之一端，所以也可以類推到別樣。例如現在器具之輕薄草率（世間誤以為靈便），建築之偷工減料，辦事之敷衍一時，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於同一病源的。即再用這來類推更大的事，我以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
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為誠然。後來自己看起來，明白了：何嚐如此。
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麵的月光，隻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凶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凶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伶俐人實在伶俐，所以，決不攻難古人，搖動古例的。古人做過的事，無論什麼，今人也都會做出來。而辯護古人，也就是辯護自己。況且我們是神州華胄，敢不“繩其祖武”麼？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複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
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複著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麼？
二月十六日。
忽然想到（二）
五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為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後，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為；有者，“富有天下”，為者，“貴為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我想：誠然。
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於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應該的，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麼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麼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沒出息的劉邦卻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為羨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趕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的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隻想不再裝死而已，欲望也並不甚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