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宋人王栐《燕翼貽謀錄》，可見實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春季借給農戶小額低息貸款，秋後還款付息，這樣農民國家均得利，本來無可非議，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卻變成誆騙農民的一個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為了逃避攤派的軍費和被抓壯丁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多起自殘事件。再譬如保馬法，分戶領養軍馬，平時自用，戰時軍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為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殊不知當時大半江山都在長江流域一帶，根本不適合馬的生存，而把馬養瘦了、養病了或者養死了，飼馬戶便要受到責罰。諸多事實擺在麵前，蘇軾才三次上書神宗，亟論此法之弊。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詔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敕，仍舊職。先是上欲光置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看他在神宗麵前嚼的這頓舌頭可知：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絕對容不得反對派；第三，把所有可能爭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對立麵。我想，“拗相公”的“拗”，顯然是從他的思維易走極端而來。我始終相信，王安石想將蘇東坡送上斷頭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為蘇的《上神宗皇帝書》，也不完全因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妒，到文人要把文人幹掉的惡心理。他尤其在意蘇軾，一舉一動，全在眼中。因為蘇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間，惺惺相惜者少，相輕相妒者多。如果僅僅是文友，也許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現在這兩個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敵，那就如同荒野裏兩條狼相遇，必有一場較量發生。
蘇東坡的詩詞歌賦，甚至為皇帝擬的詔書文告、道德文章，都要勝王安石一籌。清袁枚在《隨園詩話》裏說：“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就衝王之矯揉造作，蘇之坦蕩率真，兩種性格上的差異，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實際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蘇東坡根本不把他當回事的調侃。但就看他起勁反對的那些政敵，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都是在文學上有建樹的大家，我又不禁在政治大義之外小人心胸一下。因為文人，通常不能寬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無疑義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還是存在某些差別，因此，借助於非文學的手段，將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讀王安石未發跡時《上歐陽永叔書》之二中“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這幾句話，頗有“文革”中寫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氣，就像嗑瓜子嗑出一個臭蟲似的，讓人大不以為然。接著讀《宋史》，知道曾鞏曾經將王安石介紹給歐陽修，歐“為之延譽”，王才漸漸得誌。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牽線人拋到一邊。再後來，青雲直上的他，把曾經提攜過他的歐陽修也要排擠出政壇。如此斷情絕義，就頗令時人所不齒了。有人建議應該留下這位有經驗的政治家，王安石說：“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最終還是把歐陽老逐出開封，到安徽滁縣去築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後是文學家；蘇相反，第一是文學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許自己無恥，而文學家至多允許自己風流。能夠做到徹底無恥的政治家，往往一往直前，永操勝券。王安石最終還是淒淒惶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顧他為相八年，權勢達到頂點，但也隻是把他所有的政敵統統逐出開封而已。說到底，隻因為他還是個文學家。作為一流文學家的蘇東坡，確實風流倜儻一輩子，作為二流政治家的蘇東坡，也為小人忌惡擠排了一輩子。
《邵氏聞見錄》說到他們兩人在金陵相見的情景。“子瞻曰：‘某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他以為蘇還放不下元豐二年（1079）被關進大獄，他的那些黨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蘇子瞻並不計較個人恩怨，而是說“‘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興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嚐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曰：‘子瞻日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後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敗的蘇對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雖空間有限，但時間無窮，政治總是短期性的，而文學則長在不敗。表麵上的蘇敗了，精神上的蘇並不敗。顯赫過的王對蘇就看不大透，雖然眼前這個手下敗將曾經將他扳倒過，時過境遷，竟連一點贏的感覺也找不到，顯得拘謹而戚戚，惶惶而不安。看來，清人王夫之著《宋論》一書，在神宗一章將王安石定位在“小人”這一格上，也許不是誅心之論。
六
也許因為王夫之是太重要的史學家，這個著實不客氣的結論問世之後，三百多年，沒有一位為王安石辯誣者出來質疑或者反對過。
一個有分量的人說了一句有分量的話，盡管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但駁詰的異議終於被這位大師的盛名遠譽給蓋住了。雖然近年來王安石重新被認識，被高置到了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甚至，還有大軍事家。中國人要是神化起一個人來，遍體貼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王夫之說，“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誠奇矣。唯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丘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製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強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接著，這位史學家批判王安石：“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
據宋人陳善《捫虱新話》：“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頗悔恨，棲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據宋人李昌齡《樂善錄》：“王韶晚年頻悔取熙河事。”因為王安石支持發動的這場與西夏的熙河之戰，導致元豐四年（1081）宋軍損失慘重的靈州之戰，接下來，引發元豐五年（1082）宋軍基本覆滅的永樂之戰，都是由這一次小勝而鼓動起來的動武狂熱。王韶固然成就了帶括號的“大軍事家”王安石，但之後的大敗，卻令這位將領永遠也不能釋懷，多少將士死在了那幹旱無水的沙漠孤城啊！也是一則宋人筆記，洪邁的《夷堅誌》裏講了這樣一個神怪故事，讀來令人不勝恐怖：“王厚，韶長子，位至節度使。一日家集，菜碟內蘿卜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案上。眾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這種離奇的想象，都和神宗元豐年間的戰爭死了太多的將士有關。
因此，我們在評斷一個曆史人物時，不能就其動機之善良，願望之真誠，初衷之美好，言辭之動聽就認為他了不起。還是要看其實踐，看其結果，看其後效，看其對於曆史所起到的作用，才能得出比較實事求是的準確看法。我始終認為，即使最偉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處。何況，王安石離偉大尚遠。所以，王夫之對他的定位，還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王夫之在為王安石定性時，先劃清了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
為，就是做，就是行動，所謂“聽其言，觀其行”，怎麼為，怎麼做，才是最重要的觀察指標。他認為：君子做事情，一、有絕不可做的事情；二、沒有絕對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則不同。在他們看來，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達目的，誓不罷手；二、沒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麼都敢幹，什麼都不在乎。這就是說，君子有能夠約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堅決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當道的話，他們就無顧忌，無製約，無法度，無規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哪怕是不可做不該做的，也敢去做。
王安石這個政治人物，在宋以後，一直延至清末，從來是作為一個負麵形象出現在曆史讀物裏麵，這也是普通中國人的共同觀感。雖然，王夫之也說過“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北宋王朝的最後滅亡是必然趨勢，與用不用王安石沒有什麼關係。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內，所推出的一係列讓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諸如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經義、保甲、免役、保馬……還不包括輕啟邊釁，動兵打仗，收複失地。任何一個中央政府，除非十惡不赦的暴君或者神經錯亂的昏君，都不可能一個早晨起來全麵出擊，馬上進行徹底更改，立刻要求萬象更新，這簡直是顛覆性的劇變。
姑且不論王安石的新法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群眾接受，其推廣實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其組織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實效治理，在這一切都還未定之時，就匆忙地頒布全國，強製推行。這對積弱的北宋政權來說，猶如對沉屙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實施劇烈的手術。越是折騰得厲害，王朝的滅亡也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弘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其必不可為者，起大獄以報睚眥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舍宅為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汙塗哉？有所必為，骨強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荊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沉淪，其必然者矣。（王夫之《宋論》）
接下來，王夫之談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強推新法之敗因：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不見德於民，則牽身以退，而自樂於天。唯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沉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矣。
王安石之敗，就敗在他不明白改革是一個緩慢漸進、徐圖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水滴石穿的過程，也是一個麵對最頑固最保守最害怕變化的小農經濟，需要說服和示範、需要等待和耐心的過程。曆代的改革家無一取得成功的原因，與王安石一樣，就在於用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改革。殊不知革命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通常，我們對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話便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就是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暴力、強迫、專政、武裝的因素是少不了的。改革雖然也不是請客吃飯，但對被改革的普通群眾而言，得不到實惠，嚐不到甜頭，也就是王夫之所說“人猶以為疑”，那就“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
在王夫之看來，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強行變法，屬於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為。
中國曆史上的維新、變法、改良、改革，從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譚嗣同止，未獲成功的原因非常複雜，但重要一條，這些領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國才能和足夠的人格魅力，坐而論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這些人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於謀劃的張居正如此，亂來一氣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張的政治壽命更短。幾年之內，把宋朝搞得一團糟以後，就回南京賦閑去了。
七
在中國曆史上，有兩個神宗，一為宋神宗趙頊，一為明神宗朱翊鈞，他們之所以著名，是因為都搞過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張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堅持到這位首輔壽終正寢。但張師傅一死，皇帝翻臉，滿門抄斬，雞犬不留，也還是半截子改革。“明亡，實亡於神宗”（《明史》本紀），張的新政也救不了頹敗的大明王朝，明朝從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禎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宋史》本紀），這個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時，而且導致黨爭分裂，互訐不止，北宋從此益發衰弱，最後隻好南渡。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認為熙寧變法的失敗不能全歸罪於王安石，趙頊其實要負更大的責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這個趙頊“自命大有為之才，為潁王時，即與韓維論功名”，“意在用武開邊，複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是一個有雄心的年輕皇帝，抱負很大，但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人支持他，因為大宋王朝這隻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擊，不進行自我修繕完備，焉能有興兵討伐、恢複疆土的戰爭計劃？曹太後說得更明白：“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這其間，並非所有與趙頊唱反調者都是貪生怕死之輩，因循守舊之徒，都甘心情願花大筆銀子和絲綢向外邦買和平。很多頭腦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麵對冗官、冗兵、冗費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條超載的船，不馬上下沉，就托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盡可以有，輕舉妄動卻是絕對不行的，趙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風浪。
到處碰到的都是搖頭派，都是滅火器，弄得趙頊很鬱悶。他穿上戎裝，戴上盔甲，讓太後看，以為能討個好，兩位老太太直皺眉頭，不以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所以，“安石一出，悉斥為流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過前代”，這讓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這個王安石真敢忽悠這位多少有點卞急、稚嫩的年輕皇帝：“當什麼唐太宗啊，那算老幾，你是應該當堯、當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學習榜樣！”於是，“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得水，如膠投漆，則傾心納之”。這樣，王安石將其多年積累下來的改革主張推行到帝國的政治生活中來。趙翼總結得非常準確，這個趙頊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複失土，不收複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勳？於是，“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於是呂惠卿、章惇之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後，外而韓琦、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
說到底，理想主義者的美麗言詞最能打動的是熱血沸騰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為了那近乎神話的光明前景。而一個生於深宮禁院，長於婦人內侍之手，隻是在書本裏學習孔孟之道，隻是從老師那裏聆聽古訓，既少接觸社會生活，也少參與政治活動，常居東宮的趙頊，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資”，正好，“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趙甌北平心而論：“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也。”
王安石的改革思路的最早藍本在宋仁宗時代曾經小試鋒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賞識，寢其言不用，淹蹇而歸。若幹年後，神宗對他寵信有加，他也以聖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使大宋王朝起死回生。然而，在變法失敗的同時，這位要打仗的年輕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勝後，一心求戰，“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隨著戰爭的失利，元豐八年（1085）三月，三十八歲的趙頊，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按照諡法，“民無能名，曰神”。下有一個小注：“不名一善。”這四個字對同為神宗的前後兩位皇帝，倒也蠻堪玩味。
趙頊死後的次年，元祐元年（1086）四月，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軍事家”王安石，也離開了人世。
偉大，是中國人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彙，但要給一個人加上“偉大”這個定語，我們不能看他“說”得多麼偉大，“想”得多麼偉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麼偉大，對於時代的“貢獻”多麼偉大，在老百姓心裏的“形象”多麼偉大。光有前麵兩個偉大，而無後麵的三個偉大，任憑你花言巧語，強詞奪理，也難以真正偉大。南宋的朱熹說：“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而安石乃汲汲於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為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滋極矣！”也許這是對這位“拗相公”比較準確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