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食為人天，農為政本。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誌廉恥。
莫若禁絕浮華，勸課耕織，使人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斯二者，製俗之機。
——李世民《帝範》
白話
民以食為天，為政同樣要以農為本。百姓穀倉糧食充實，那麼不用訓導，人們自然而然就懂得講求禮節了；達到豐衣足食之後，人們自然而然就會區別廉恥。
因此應該盡力消除浮糜奢華的不良風氣，勸勉督促人們專心致誌地從事耕種和紡織，使百姓重新回到重視農業的根本之路，社會風俗也才會重新變得真樸淳厚起來。這樣，人人都會懷有仁義之心，也就永遠斷絕了商賈小人貪財好利的後路。果真如此，也就抓住了務農的根本。用嚴威去抑製勢利之徒，用仁惠去撫愛忠直之士，這是製馭風俗、掌握天下的關鍵與核心。
家訓史話
唐繼隋末大亂之後，人口死散很多，土地大量荒蕪，社會經濟凋弊。唐朝為穩定社會秩序，恢複、發展農業生產，保證賦稅收入和徭役調發，采取了許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頒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調法。 均田製 均田令規定：繼續實行均田製，庶民依據戶籍授田。人三歲以下者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丁男和十八歲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頃。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可以傳給子孫，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要還官。老男、殘廢、重病者授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畝。這些人如為戶主，加授永業田二十畝。和尚、道士授口分田三十畝，尼姑、女冠（女道士）授口分田二十畝。工商業者的永業田、口分田減半授給；若在狹鄉（人多地少地區）則不授。狹鄉農民亦減半授田。 貴族和官員授田另有規定：最多者為親王，可授永業田一百頃，最少者為武騎尉，可授永業田六十畝。各級官員另有數量不等的職分田，以其收入作為俸祿的一部分。各級官府還有數量不等的公廨田，以其收入作為辦公費用。職分田和公廨田在原任官離職時，則由新任官接管，不得出賣。
唐代的均田製和前代一樣，是在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實行的，並不觸動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所謂授田，主要是從荒地上調撥。地主占田往往逾限，而農民大多授田不足額，甚至有些地區每戶農民有田不過十畝、五畝。雖然如此，但農民在均田製下畢竟得到了一些土地，而且均田製禁止隨意買賣土地和無限占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製土地兼並，維護小農經濟的作用。因此均田製的實行對唐初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租庸調法 租庸調法是唐前期的主要賦役製度，是在均田製基礎上實行的。租庸調按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納粟二石，稱為租。每年植桑區交納絹二丈、綿三兩，種麻區交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為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閏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稱為庸。如果政府額外加役，十五天免調，三十天租調全免。額外加役最多不能超過三十天。隋朝規定五十歲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役，而唐朝將此加以推廣並製度化，並規定了役期的最高天數。這些都使農民有較多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全國上下一心，經濟很快得到了好轉。到了貞觀八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升平景象。
古訓今鑒
重農是封建社會曆朝曆代的政策，延續幾千年的政策定然尤其存在的道理。正如唐太宗所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誌廉恥。”唐太宗深知“饑寒生盜心”的道理，因此為政其間輕徭薄賦，為從根本上“止盜“，則想到輕徭薄賦，使人民富足，則盜竊不生。重農之道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仍然重要，重視根本，維護人民之利益，永遠是統治者時刻放在心上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