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是屬於人民的，人民是藝術作品權威的裁決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實踐也是檢驗文藝作品的標準。
《保衛延安》是紅是黑，是香花是毒草，決然不是哪個“長官”說了算數，而早已為實踐所檢驗，為曆史所證明，由人民群眾作出了公正的評價。
當時，這部長篇巨著一問世，就轟動了文壇，為人民群眾所喜愛，幾經再版，發行百十萬冊，仍然供不應求，是五十年代有影響的暢銷書之一。人們把它看做革命的教材，看做團結自己打擊敵人的武器。即使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黑暗時期，不管給這部小說扣的帽子再大，揪的辮子再多，打的棍子再粗，哪怕把它毀版，把書化作紙漿，廣大讀者仍然珍惜著它，保存著它。禁是禁不住的，燒是燒不盡的，它依然流傳在讀者中間，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也許，因為這種封建文字獄式的焚毀，法西斯式的查禁，使人們更進一步認識到《保衛延安》真正的價值，和它在無產階級文學發展史上享有的地位和重要意義。
從《保衛延安》這一冤案的出現，聯想到許多文藝作品所遭受的悲慘厄運，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讓林彪、“四人幫”這種封建法西斯“全麵專政”再延續下去，不僅踐踏了民主，毀滅了文化，還要亡黨亡國。
這幫鬼魅之所以得以猖獗一時，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社會主義民主製度還不完善，社會主義法製還不夠健全，人民還沒有充分行使憲法所賦予的各種權利，作家和藝術家也沒有獲得充分的創作自由和權利。因此，這幫妖魔才能乘虛而入，一旦大權在握，更無法無天，胡作非為，橫行無忌地殘害黨，殘害國家，殘害人民，殘害文化。而文學藝術界被搞得天昏地暗，凋零不堪，冤案層出不窮，假案堆積如山，作家創作得不到保護，生命朝不保夕，哪談得上人民民主，哪談得上創作自由和權利。血與淚的經驗告訴我們，人民民主，必須通過鬥爭來保衛；藝術民主，也必須通過鬥爭來實現。要民主，也要法製。隻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法製，人民民主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不然，曆史悲劇還會重演，千古奇冤還會重複，而像《保衛延安》這一類冤案還會出現。
杜鵬程同誌和他的作品的遭遇，其教訓是太深刻了！他因為寫了《保衛延安》，含冤二十年，備受歧視，有苦難言，身心被折磨得夠嗆了。他因為寫了《保衛延安》而受審，後來在他的政治結論裏，還把寫彭總形象定為犯了嚴重的錯誤，並給予黨內警告處分。這些強加於作者的不實之詞不推倒，尚待何時？黨有黨規，國有國法。林彪、“四人幫”對黨內民主的摧殘，對人民民主的淩辱，曠古未有。現在是徹底拋棄封建法西斯的幫規幫法的時候了，是徹底恢複和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傳統的時候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說出了八億人民心裏的願望，也反映了文藝工作者心裏的渴望。其中一個重要內容，鮮明地闡述了保障人民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製的重大意義。這是我們黨代表人民意誌的光輝體現，是我們黨強大興旺的標誌，是我們黨的光榮！
毫無疑問，充分發揚藝術民主，加強無產階級法製，徹底地執行“雙百”方針，才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根本途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