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恐怕沒有哪一個社會群體像知識分子這樣起落浮沉，在變化多端的世紀裏經曆著戲劇性的運命：從創世英雄到改造對象，從話語主體到邊緣蜉蝣物，自身感受自是一言難盡，留給世界的影像亦是駁雜不清。他們創造了神話又被神話所打碎；他們領導了潮流又被潮流所吞沒。獨領風騷的是他們，斯文掃地的也是他們；胸懷理想國的是他們，製造精神囚籠的也是他們。他們仿佛是先知，但他們卻至今解不開纏繞在自己身上的謎語；他們仿佛是評判者，但他們好像永遠擺脫不掉自身的原罪。知識分子與世紀同行，他們的經曆已經構成人類心路曆程的主脈，同民族的曆史水乳交融，知識分子話題，永遠都是一個揪扯人心，令人百感交集的話題。
——祝勇
記得在2006年那個炎熱的暑假，筆者與全國近100位博士生一道在複旦大學中外新聞傳播理論研究與方法暑期學校學習。期間，“校長”黃旦教授在一次“訓誡”中反複強調，做學問不要追熱點。這一點，我感觸很深。從事大眾媒體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往往由於研究對象的瞬息萬變而常有“與時俱進”的緊迫感，卻喪失掉了“退後一步看”的理性立場，使得研究成果也容易和大眾文化產品一樣隻能帶來“瞬間的快感”。不過，我所選擇的研究課題“中國電視知識分子”一不小心又落入了這樣的“俗套”——電視知識分子研究是當前中國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選擇這個研究方向並非一時興起的趕追潮流，而是痛苦掙紮的結果，是我心目中那個“知識分子”理念不斷催促的結果。激發我對該問題研究興趣的直接原因主要基於以下幾個現象：
一，2001年，《中華新聞報》爆料稱，清華大學準備試行的《清華大學文科科研量計算辦法》有如下規定：“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每個專題節目(20分鍾以上)10分，省市級電視台每個專題節目5分。”學界一片嘩然，雖然清華大學此後就此規定做了澄清，卻掀起了關注學者明星化和學術傳媒化的研究浪潮。這讓我驚歎於媒體的大規模擴張所帶來的後果，亦察覺到其權力正蔓延至學術場域。
二，2003至2005年間，大量關於“教授走入電視直播間”、“學者介入電視”、“電視知識分子”的研究湧現，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展開了相對激烈的交鋒，讚同和反對的聲音同時存在。他們的公開辯論不僅讓我對電視知識分子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時也發現許多參與討論的人士的最主要和根本的分歧，其實在於對“知識分子”和“電視知識分子”理解的差異。
三，2005年以後，圍繞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及其衍生而來的易中天現象、於丹現象等等，學術界、媒體從業人員，甚至普通百姓都陷入一場大的論戰當中，不得不讓我思考知識分子在電子媒體時代的文化角色和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