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竭力與官文建立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方麵清人記載甚多。胡令其母認官文寵妾為義女，使兩家內眷親密往來；自己也不時拜謁官母；與官文平時私函，略去官場禮儀，直呼之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記載還說胡與官結拜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則“專從裏子切實講求，而不占人麵子”。即抓實權，堅持按己意埋頭處理軍政事務，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賞，如“收城克敵”等事，則推首功於官文。在奏折信紮中極力稱譽官文“寬仁博大”，“仁厚公忠”，“能開誠心，布公道者，惟中堂一人”。再次，對官文貪汙不僅視而不問，還每月以鹽厘三千金，劃作督署公費。此錢實則進人官之私囊。
從鹹豐七年（1857年）春至鹹豐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間二人雖有矛盾，但胡林翼對官文使用外圓內方的方針還是堅持了下來、官文對此自然心中有數，但仍然做了積極的響應。據說胡林翼母親來武昌，官文親自帶領文武官員去河岸迎接。其實，在胡轉變以前，官對胡和左宗棠的某些冒犯行動，就以含忍態度處之。如鹹豐五年官文派人至湖南勸捐，結果被拒絕，且谘文很不客氣。官文置之不較，自稱“彼時若鬥筆墨，或竟奏請聖訓，徒失和衷共濟之雅”，甚至表示不為此而怪罪駱秉章、左宗棠，“不僅不究秉筆者，即主政者亦並不怪”，儼然是一副“廊然大公，所見者大”的樣子。對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複權衡。正如官文對幕僚所說“我輩之才皆不及彼”，“我無彼不能禦敵”。這說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動搖，就無人指揮湘軍克敵製勝，他的種種地位和榮譽也就會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問題。因之，他一直拒絕奏參胡林翼。現在胡林翼對他頓改舊態，他又有功可居，有譽可邀，有銀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記，官文樂得“畫諾仰成而已，未嚐有異議”。這樣胡林翼就大體上如曾國藩所說“乃獨得少行其誌”，“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這種情況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樣，為當時“遐邇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並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國藩所說，官文“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麵子極推讓，然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
湘軍有一位將領名李金暘，年不過三十，因作戰勇悍絕倫，故以“跋扈將軍”著稱，綽號“衝天炮”。由於作戰有功，官至副將。後得曾國藩的器重，賞以他“勇”字為號，統兵江西。
一次，李金暘作戰失敗，被陷於太平軍中，後又逃回到“勇”字營。所屬友人張光照知道李金暘在太平軍中服降的情況，便控告他“通賊”。而李金暘不肯承認，說張光照誣陷他。此案到了曾國藩手裏，即下令將李、張二人一並解至東流大營，說要“力辯其冤”。
怎麼個“辯”法？湘軍各營將領都在關注這個案件。曾國藩並未去查對，亦未審訊，就武斷地認為張光照誣告統領上司之罪，即先行正法。當時，很多人都難以理解曾國藩對張的這種處置。而對李金暘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大快人心。是日，他手提厚禮，來謁見曾國藩，一見曾就五體投地，盛稱“中堂大人明見萬裏！”感恩至於泣下。
對於張光照的“誣告”，曾國藩就是這樣的“辯”了；對李金暘的“通賊”是不是就如此否認了呢？
其結果則是這樣的：曾國藩處決張光照以後，正要傳令李金暘到案，李金暘既來見曾國藩，曾國藩則認為正是自投羅網。還沒等李金暘將謝禮奉交，曾國藩就一聲令下：“來人——”頓時，李金暘嚇得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在場者也摸不清頭腦。曾國藩嚴肅以“辯”：“不說李金暘通賊，既打敗仗，陷入賊手，就在應得之罪，故亦軍法從事。”說罷，即指使李金暘的親兵營哨官曹仁美，將其五花大綁，解至金陵東門之外處以斬刑。
曾國藩對張光照與李金暘均以處斬“辯冤”，聞者無不駭怪。
據說，李以符水治病最為靈驗，因而在湘軍中贏得不少人的愛戴。曾拜李為師，其師徒的情誼甚深，又可憐李無辜遭受刑法，故命執刑者手下留情，處斬後將屍置江邊，複用蘆席遮蓋，並派兵十人守護。原來，李金暘其頭並未斫斷，尚能呻吟，傍晚即用船運去。家中將他醫治好以後，削發隱居一庵堂，改名“更生和尚”，所娶的妾亦出家做尼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