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她失算了。
所以，當危樓舊友接到阿輝和盼盼的請柬，那還用說，必然要去祝賀熱鬧一番。就衝他不再是“灰”，而是“輝”，也得狠喝它兩盅。我當然不能例外，因為在危樓，阿輝的屋子和我家隻是一板之隔，他所有的痛苦和歡樂，磨難和幸福，我知道得要更清楚些。
我騎著自行車，飛快地朝阿輝新居蹬去，一路上回想著他和王同誌剛剛結婚搬到危樓裏來住的情景。那好象是“文革”前夕，也許地殼變動正在生成著，產生了震前反應，影響著人們心理，要不就是上一次強震後的餘波還未消除、留在心靈上的震顫。兩口子缺乏那種照理有的新婚歡快。王同誌說不定在結婚的同時，就作好離婚的打算。記得阿輝氣喘咻咻，把一個古老的太師椅，背上樓來，放置在絕不調和的家具中間，曾經歉然地對他妻子說：“如果你不喜歡，我可以另找個地方存放。”
王同誌了無表情，無可無不可地說：“隨你便吧！”聽那口氣，是不可能在這新居久待下去的。按通常規律，對於新房布置最起勁的，應該是女方，可她臉上卻象掛了層霜，冷生生地。
到了夜深人靜，兩口子的口角之聲，透過薄薄的板壁，傳到左鄰右舍耳中。
“你又做夢，做快活的夢！”
“有什麼辦法，又不是我故意的。也許白天處處碰壁挨整的原故吧，在夢裏倒自由自在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王同誌銳聲追問。
“在你麵前，我敢有什麼意思，你做你的夢，我做我的夢，彼此也不相幹，幹嗎連這點做夢的自由也要幹預。”
“你做的夢好，可我總夢見有人追我，抓我，這是不公平的。”
“可你白天永遠是勝利者，征服者呀！”
“你別睡，看著我，別閉眼——”
“幹嗎這樣不饒不放啊……”
一般夫妻間的齟齬，雖事出多端，但考其起因，不外乎情感變異，金錢糾紛，贍養分歧，苦樂不均，使得兩人反目。所以那些追求在作品中達到空靈境界的作家，向來不實寫這種夫妻間的打架慪氣。試想妻子翻出丈夫約別人幽會的情書，或者怕戴綠帽子的丈夫正好抓住妻子私通別人的證據，此時此刻，兩口子無論如何做不到空靈，在那兒天馬行空，不著邊際地意識流下去的。雖然稿費已漲到二十元一千字，空靈派作家也不好意思信馬由韁寫了。因為再不把居民組長或是派出所找來，就怕要出人命案的了。
但我隔壁這兩口子的口角，倒算得上空靈的樣板，經常不斷的吵架鬥氣，總是他做的夢好，她做的夢壞。每當他倆吵醒了我，我總想起一篇古老的寓言——一個國王天天夜裏夢見自己是叫花子，而一個叫花子卻在自己的夢裏當國王。
後來和阿輝熟了，其實這個灰不溜溜的人物，倒有一副善良真誠的心腸。我每每勸他：“你在你夢裏盡情享受你的自由和歡樂算了，何苦又講出來，逗你夫人嫉妒、生氣、發火呢？”
“因為我常常在夢裏高興得笑出聲來。”
我望著這個在生活裏總是不走運，可卻能獲得夢境裏奇特幸福的人。“那你瞞著她算了！”當時我正當著“右派”，深知禍從口出的道理，閉上嘴免開尊口，倒是避災躲難之道。
阿輝說：“讓我不講真話，違心地去說什麼，我覺得挺痛苦的。”
經過許多年以後，又一次參加他的婚禮，再回過頭去看他走過來的路，所經曆過的全部不幸，無不和他這種應該說是優點，然而在不正常的生活裏卻變成了缺點的性格有關。
這時，我聽到身後馬路上有人叫我。
回頭一看，不由得一哆嗦，差點連人帶車一塊跌倒下來。“啊！王同誌——”我連忙站穩向坐在汽車裏的她打招呼。
她問我幹什麼這麼急急忙忙？
嚴格地講，王同誌不是那種適宜做妻子或者做情人的女性，她屬工作型的職業婦女。過去她長時間地從政，現在她大規模地經商。她很能幹，也肯巴結，而且能把個人感情壓縮到絕對真空狀態。所以她從政時擔當專案組長、清查辦或者運動辦的主任，經商時擔當公共關係部長、業務經理，都幹得不錯。隻是她臉部表情淡漠，喜怒不形於色，誰也記不得她什麼時候特別高興過，或者什麼時候特別難受過，讓人覺得她莫測高深。阿輝造“啊！朋友”，事出有因，但賦予機器以感情，倒是因她而起的。
我把車扶好，這才想起，她已不是什麼清查辦或運動辦的人了，似乎用不著這樣緊張。我為我當過“右派”而殘餘至今的恐懼反射仍未根除感到可笑。於是我告訴她，我是打算到阿輝家裏去。哪壺水不開，我偏提哪壺存心噎她。
她說：“你們之間的來往，總還是很密切的噢！”接著，她嘿嘿一笑：“有許多共同語言嘛！”
這種冷冷的腔調，可能成了她的職業習慣，它使人聯想起外調人員冷漠的判斷式的訊問。於是，我把那張印著雙喜的請柬掏出來：“是特地去祝賀的。”接著，忍不住倒要看看這個表麵平靜的人，心底到底會不會起波瀾地問；“難道你沒聽說阿輝和盼盼今天舉行婚禮麼？”
“哪個盼盼？”
“老局長的女兒。”
“哪個老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