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本書是在碩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碩士論文作於2006年，資料收集也是以2006年以前為主。2007年以後峽江地區又有很多新的考古資料發表出來，報告集有《湖北庫區考古報告集》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2000年卷、2001年卷、2002年卷，發掘報告如《雲陽走馬嶺墓地》、《雲陽曬經》、《萬州大坪墓地》、《忠縣仙人洞與土地岩墓地》等均包含有漢晉時期墓葬材料，本書對這些材料並未一一收入，一方麵是限於精力和時間，另一方麵這些新資料與本書的整體結構和主要結論並無衝突。
寫作本書時遇到三個主要困難：首先，峽江地區處於交通要道，物質文化因素非常複雜，不同地區文化雜糅於一起，理清這些文化因素需要對每一類墓葬、器物甚至是每一座墓葬、每一件器物進行詳細的分析，分解出不同文化因素，找出其淵源。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相當寬廣的知識麵，不僅對峽江地區的漢晉墓葬非常了解，還要對峽江以外其他地區的漢晉墓葬文化以及區域文化特點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但畢竟筆者學力有限，雖盡量擴充自己的知識麵，但是難免有些文化因素還是沒有分解出來。其次，峽江地區發掘規模是史無前例的，短時間內發現了大量的漢晉時期墓葬，對如此龐大的資料進行整理花費了大量時間，而且新資料還在持續不斷地發表出來，寫作過程中還要不斷地收集、消化這些新資料。再次，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曆史時期應用的不多，幾乎沒有什麼可以直接參考的案例。考慮到史前和曆史時期考古學的差別，雖然可以借鑒史前的一些論證方法，但不能完全照搬，有些工作純屬嚐試，難免會存在一些問題。本書雖然還存在著一些遺憾，但重要的是寫作過程中學到了更多知識、拓寬了學術視野。
從本文開始收集材料、寫作、修改至截稿，筆者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有哪些有效的理論和方法可以用於漢墓研究中？目前考古學基本方法有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聚落考古學三種（欒豐實等：《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0頁），前兩者對於墓葬資料提取、斷代、分期、分區必不可少，後者在漢墓研究中應用甚少，即使本文所應用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也隻是在分析考古學文化構成和交流方麵有重要作用。現存的考古學方法對更高層次的研究明顯感到無處著力。漢墓材料發現數量巨大，據估計可能在10萬座以上，而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相對於龐大的漢墓資料是非常有限的，且研究多限於時空等基礎性研究，像是進入了一個瓶頸。筆者感覺目前的漢墓考古研究頗似陳淳先生對良渚文化研究的批判一樣：“考古發掘和發現純粹在量上的積累是根本無法增進我們對過去文明發展了解的，除了發掘出一些重複的考古遺存或偶爾發現一些大墓來補充我們對該文化時空分布的了解之外，如果沒有解決問題的思路，這樣低層次的發掘實際上是文明探索的死胡同”(陳淳：《考古學理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63頁)。墓葬是埋葬死者的，最能體現喪葬習俗和死亡觀念，而這恰恰是漢代墓葬考古研究的弱項。即使偶有這方麵的研究，也多是利用曆史文獻來予以解釋，但這類研究往往陷入考古材料和曆史文獻僵硬的、經驗性的比靠，並未在二者之間建立一個有效的橋接。慶幸的是已有很多研究者關注墓葬理論、方法問題，如《南方文物》最近開辟“生死觀的文明史”，其目的是“引發更多學者對墓葬研究理論和方法的興趣”（李梅田：《墓葬的考古學意義——<南方文物>“生死觀的文明史”專欄開篇詞》，《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筆者淺見，生死與信仰是宗教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墓葬與之關係最密切，也許將二者結合起來，是漢墓考古研究一個非常好的突破口。墓葬一旦解決研究理論和方法問題，漢墓考古研究必將會產生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