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索德浩的新著《峽江地區漢晉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出版在即，小索來信囑我為他的處女作寫一序言，我欣然應允。這部著作是在他的碩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前後曆經數載，反複補充了不少資料，成為今天研究長江流域漢晉以來墓葬考古和相關曆史背景的一部頗具參考價值的著作，對此我是有著充分信心的。
對於長江流域文明史的進程，過去一直認為要大大落後於中原黃河流域，不僅在先秦時代無法與中原相提並論，即使是進入到曆史時期，這個狀態也持續到東漢以後才有所改變。早年傅斯年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夷夏東西說》當中曾寫到：“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製。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才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才有獨立的大政治組織。”他的意見大體上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曆史學界的傳統認識。
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長江流域一係列重大考古發現，對於長江流域文明的產生、發展及其卓越貢獻，開始有了新的認識，越來越多的學者將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並稱為“中國的兩河文明”，並開始對長江文明獨特的發展軌跡和文化麵貌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長江流域不同時期的考古遺存所反映的社會發展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舊史觀。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長江三峽水利工程的上馬，長江上遊的三峽流域迎來了中國考古學界曆史性的一次大會戰，全國數十家考古研究所、高等院校考古專業的師生雲集於三峽庫區，開展對三峽淹沒區的搶救性考古發掘，我和索德浩作為四川大學三峽考古隊的師生，也參加到了這次史無前例的考古大會戰的隊伍中。
正是在三峽考古的過程當中，索德浩開始展現出他作為考古新人的良好素質和學術潛力，也促成了他構思和完成這部新著的總體框架。當時，我是三峽庫區雲陽縣小江流域走馬嶺墓地的考古發掘領隊，主要的業務助手起先是姚軍（這也是一位很適合幹考古的年輕人，勤奮踏實，很能吃苦），後來姚軍由於工作調動去了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我的眼光便落到了索德浩身上。這個年輕人給我的感覺是話語不多，但卻很能思考問題，動手的能力也很強，在行事風格上很像剛調離的姚軍。於是，索德浩便成為走馬嶺工地發掘的主要業務骨幹，在我臨時離開時也協助我主持工地的日常工作。發掘工作結束之後，索德浩和我的另一位研究生冷文娜又一起參加了走馬嶺墓地考古報告的室內整理工作，已經出版的田野考古報告《雲陽走馬嶺墓地》（科學出版社，2011年），索德浩是主要的執筆者之一。這本報告近期獲得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他出力良多，功不可沒。
通過三峽考古的實戰演練，無論是在田野動手能力上，還是在問題意識的培養上，索德浩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和提高。也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親身接觸到了大量三峽地區漢晉時代的墓葬考古材料，對其中所反映的器物組合、棺槨形製以及這些考古遺存背後所隱藏著的古代社會曆史背景有了更為深刻的思考，便開始醞釀他的碩士論文選題。當他在深思熟慮之後告訴我，他擬確定以三峽的墓葬考古發掘資料為基礎，全麵收集整理相關考古和文獻材料。因為峽江地區是一個極具特色的地理單元，有著特殊的地理與人文環境，是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的交通要道，物質文化麵貌非常複雜，他嚐試以此為切入點，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分析峽江地區漢晉墓葬文化麵貌，旨在初步揭示峽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構成情況，並希望通過對墓葬材料的分析發現出一些社會、曆史、文化信息。我同意和支持了他的選題設計方案，因為我通過三峽考古對他的了解和認識，是完全相信他有能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再向前邁進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