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銘原稿
海外友人曾於十餘年前寄贈此稿複印本，由於複印技術精良，墨色鮮明，筆力遒勁，幾可亂真，誠佳品也。全文如下：
在昔美利堅獨立，而法之拉飛德助之，希臘革命而英之擺倫助之，皆於曆史為美談。中國革命仆專製為共和，由醞釀時代底於成功，凡數十年，其間有日本義士仁人起而為助。蓋一國革命應於當時政治之不平，而人民乃生其抵抗。先覺者建自由平等之幟，以次磅礴普遍，而為多數人心所歸，鼓吹主義者其功固大。而臨時之努力奮鬥，不啻予國民以實物之教訓者，尤當重視。用是能前仆後繼，至建其最初之目的而後已焉。則夫本於道義之同情，犯難相助，雖犧牲其生命而不悔，此其人非尋常聲氣應求之可比，宜乎曆史家以為美談。墨子曰：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兼愛大同之旨，今世猶未可望。然而仁人義士之心，則初不囚於狹隘國家主義。故國際公法，一國有內亂，他國不能幹涉。然以個人而為他國革命致力者，則政府不負其責，亦所以尊人道正義與個人之自由也。吾國以共和主義起兵革命，實始於惠州之役；而山田良政君死其事，殆外國義士為中國革命犧牲者之第一人。餘未嚐識君，而得交君弟純三郎，知其奔走中國事業，革命十餘年如一日，蓋能竟君未成之誌者。去年君弟既以君骨歸葬，今秋複為泐碑。餘因為文以誌景慕之意，俾後人有所觀感焉。
中華民國八年九月十三日撰 唐紹儀
山田良政（1868―1900）於1890年來華，任北海道昆布會社（海帶公司）上海支店職員。戊戌政變後曾助王照逃往日本。1899年在東京結識孫中山，1900年死難於惠州之役。孫中山稱之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
唐紹儀（1861―1938），廣東香山人，與孫中山同鄉，為中國早期留美幼童之一。1885年回國，曆任稅務、海關等涉外官員。1907年任奉天巡撫，1910年任郵傳部尚書。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後，任袁世凱內閣全權代表前往上海參加南北和談。1912年3月任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不久為維護《臨時約法》既定原則辭職離京。以後參加護法運動，1917年任護法軍政府財政部長，次年複被推為軍政府七總裁之一。1919年充南方軍政府總代表，與北京政府代表進行和平談判，為山田良政寫墓誌銘即在此期間。唐雖出身於晚清官員，與袁世凱關係亦深，但由於早年在國外受過現代教育，思想比較開明，所以能促成民國誕生，並為維護民主共和進行一係列鬥爭。馮自由曾給以很高評價：“考先生生平，素以骨鯁風節聞，自清季作吏以迄於今，不慕虛榮，不畏強禦，數十年如一日。人有以非禮或不義幹之者，輒遭白眼，時人莫不敬之憚之。或有以少川為高傲峭直，不合時宜者，餘以為此適足以表示其人格之純潔及偉大，誠非世俗朝秦暮楚爭權奪利之流所可同日語也。”（《革命逸史》第二集“唐少川之生平”。）
從銘文可以看出，唐在政治思想上已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派保持一致。但把1900年惠州起義作為共和革命之始，則不同於孫中山把1895年廣州起義當做“第一次革命”。可能唐紹儀認為廣州乙未之役未經發動即已流產，不足以看做是一次正式起義吧？銘文還把外國誌士自願參與他國革命與幹涉他國內政區別開來，這正說明唐紹儀不乏國際法知識，作為民國第一屆國務總理堪稱當之無愧。過去我們對他了解不夠，評價難免偏頗，那是有失曆史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