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索賠問題現今才逐漸引起國內人們重視，而在海外此項活動則是進行已久，我也曾斷斷續續參與過若幹工作。
1988年5月，應美國“20世紀中國史研究會”的邀請，前往紐約參加主題為“中國民主運動史”的該會年會。我提交的論文是《“排滿”與民主運動》，並被安排作一次午餐演講。就在這次會上，唐德剛、邵子平、吳天威等友人建議創立對日索賠會，以民間活動作為政府對日外交的後盾。他們熱情邀請我也參與發起，台灣旅美女作家從□還開玩笑說：“你敢嗎？”我也笑答：“死且不怕，有何不敢。”會後，他們果然在報紙上發起創立此會，據說大陸學者列名發起者有李侃和我。
1990年8月，我應邀赴美先後在普林斯頓、耶魯大學等校進行較長時間的教學與研究。該會邵子平很快就與我建立聯係，多次邀請出席該會的工作會議。對日索賠會沒有任何一個專職人員，也沒有相對穩定的經費來源，都是自願參加並且出錢出力，完全是一種自覺的奉獻。會長由國內所非常熟悉的唐德剛擔任，但實際會務運作主要靠秘書長邵子平，和他聯絡的一批熱心人士。邵子平早年留學德國，專攻國際法，是聯合國人事廳的資深職員。他本來可以一心一意在聯合國機構中謀自身發展，生活也過得相當優裕，但卻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決心與之鬥爭到底，以維護中國人的尊嚴與利益。他對這個事業非常投入，幾乎把全部業餘時間都泡進去了。其他的骨幹也大多是這樣，例如南伊裏諾大學的吳天威教授獨自辦一個抗日戰爭史刊物，自己編輯，自己發行，連經費都是自己籌措的。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年底在紐約遠郊莊嚴寺舉行的一次工作會議。會中負責籌款的薑醫生從遠處趕來開車送我前往，冬季天黑得早，加以下了大雪，途中幾次迷路。莊嚴寺在大山中，及至我們找到通往莊嚴寺的路牌，大雪已經封山，路滑且陡，車開不上去，隻有停在路邊。我們下車登山，四顧荒野，不知何往，隻有冒雪跌跌爬爬往遠遠有模糊燈光處前進。幸好找到一座私人住宅，恰巧又是莊嚴寺最大施主沈老居士的家，他立即派人把我們送到莊嚴寺附設的招待所。子平夫婦帶著孩子早已到達，連忙張羅我們吃晚飯。不久又有數人冒雪摸索前來，其中齊協生教授偕妻攜子，整整開了10小時車才趕到這裏，年逾古稀的楊覺勇教授也冒風雪獨自驅車數小時。楊、齊與吳天威都是東北人，國仇家恨記憶特深，他們發誓決不容許日本軍國主義複活，並且為維護曆史的真實而不斷奮鬥。正是共同的理念與情感，把我們從四方八麵彙聚到這風雪之夜的深山老林。當晚無論老少，一律睡在寬敞而寒冷的僧房地板上，每人一個睡袋聊禦風寒，僅分男女兩處臥室而已。但大家情緒很高，第二天上午熱烈討論明年舉行紀念南京大屠殺大會問題，發言踴躍，頗多爭論，但民主而又團結，一切以辦成大事為依歸。
這次會後，邵子平等多方麵展開了工作。他們找到了當年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成員馬吉拍攝的日軍屠殺暴行影片，並且請電影導演剪輯製作成曆史紀錄片。他們與日本主持正義的友好人士加強了聯絡。NHK在黃金時間播放了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據說收看者達1000萬人次以上，日本友人還許諾將組成300人的龐大代表團參加紀念南京大屠殺的大會。他們與南京史學界不斷聯係合作舉辦此次會議，並且迅速贏得當地政府的支持。當然，萬事俱備，隻欠東風，經費募集最重要也最困難，但集腋成裘，樂捐者也大有人在。……一切似乎都在向前推進，然而由於意料不到的情況竟然垂成而敗。已經正式同意舉辦此次會議的有關機構忽然取消了承諾，理由據說是“不便接待這麼多與會代表”。索賠會的成員困惑而且憤然，作為協助策劃與聯絡者之一，我也感到難以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