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周易》視野下的書法意象思維觀照方式
【內容提要】《周易》是以人的主觀心理體驗來解釋蘊藏在天地萬物中的天理人道。它詮釋哲理的根本方式就是意象思維。作為具有生命意識形態的書法頗多地吻合了《周易》視野下萬物育化、動態合作等一係列的辯證觀。書家靠“立象以盡意”來完成“玄妙之意”、“象外有象”兩大深邃體係，因“象”而求“意”，得“意”而忘“象”，意象思維因而豐富而活躍。我們把《周易》觀照下的“意象”以全新的視野和角度融合於書法語境之中，以現代思維、科學手段予以深入詮釋，努力把其從古典玄奧中推衍成具有現代性元素的邏輯體係。隻有不斷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方能對書法意象的真諦和奧秘“極深而研幾”。
【關鍵詞】《周易》書法意象思維哲學
中國書法是以漢字為依附，其中濃縮《周易》部分精華的美學表象。
意象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美學的一個重要範疇，中國美學範疇中的“立象以盡意”的意象思維是《周易》情感體驗的精髓。涵蓋書法在內的傳統文化藝術所涉獵的意象及其思維方式都是在以《周易》為源頭的樸素價值觀下培育出來的精神之花。
作為物質形態的書法，必定存在著著與宇宙萬物本源相通的根本機製，遵循與萬物萬殊運動變化的客觀規律，在意識形態上既遵循著與社會文化實踐同一性的辯證思維，也存在有漢字與書法“唯變所適”意象思維的獨特觀照方式。
一、《周易》視野下“唯變所適”的變化觀是創生漢字和書法意象美的根源。“立象以盡意”是書法意象思維及其藝術性實踐的必要手段和根本方式。
《周易》作為中國早期典籍的最重要的十三經之首，先人們表達了他們對所處的這個世界的根本性理解和認識。《周易·係辭下》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中“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兩句話概括了這種取“象”於天地而產生的意識，即創生了“八卦”，它說明“象”是客觀事物的征象，並非憑空臆想，而是源於實踐觀察得來的。《周易》中的卦、爻實際上是當時客觀自然界和社會現象的縮影，其中孕育著許多哲理和科學的原胚。中國的古文化都發源於卦象，《周易》卦象中有著樸素的類比思維，從人和宇宙萬物中通過“仰觀俯察、遠觀近察”的觀照方式抽取共同的道理，來體驗“神明之德”和“萬物之情”的思想，是意象最始之發軔。《周易》因此對於後人探索研究意象和利用意象思維解讀書法、文學領域起著根本性的指導意義。
意象最初是作為“意”和“象”兩個詞出現在《周易》上，“意”指“意思”和“願望”，“象”指“形狀、樣子”。前者是抽象的、無形的；後者是具體的、有形的。象是意中之象，含意之象。包括後來被推理到書法上，而使書法創作者和欣賞者產生出“想象化裁、意在筆端”的心理體驗及產生淩駕於超感性和超理性的、心領神會而又難以言傳的意象思維。《周易》對“意象”而言，是其創生的鼻祖和源頭。
《周易·係辭下》雲：“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係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意”指爻辭、卦爻象中所蘊含的義理。古人想要把握事物的具體意義，往往需借助於具體的形象符號和這種“立象以盡意”的思維方式。《周易》通過爻象的變動來占卜吉凶，通過卦爻符號體係來闡發天地萬物運動和變化的深刻哲學義理。而變動的動因歸根到底是“陰陽相感”，由此“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1《周易》視野下，人們借助“變”這一抽象的概念形式，來了解卦象的各種形式、變化的特點和一般規律——“唯變所適”。不掌握“變”就不能理解“時中”、“中和”，就不能理解《周易》中由陰陽太極到萬事萬物的衍生化成，當然也就不能完成從抽象概念到思維具體的上升過程。“妙萬物”、“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周易》理論的基本思想，就是通過情感因素的心理體驗，從而在對應卦象中體現出來。人們將自己的心理體驗投射到萬物之中去，來理解、解釋蘊藏在天地萬物中的天理人道。而《周易》用以詮釋這些根本思想的方式就是意象思維。思維的真正目的在“得意”，“立象”是手段。這種“立象以盡意”、“象”和“意”的有機統一，無形與有形的統一，就是一種基本的意象思維方式。包括後來深受影響的玄學言意之辯，也是由此而生。
在我國古文化中亦是如此，“象”和“意”常常表現為在藝術構思活動中的交融統一。唐·司空圖對“意象”的論述是“意象欲出，變化已奇”。藝術構思活動中，一旦付諸意象，便會文思泉湧，奇妙無比。明·胡應麟《詩藪》雲：“古詩之妙，專求意象。”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曰“窺意象以運斤”，2其慧眼卓識在於“意象”的孕育和創生是馭文和謀篇之所在。在陶淵明的《飲酒》詩中，“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可以說是象，象是存意的，因此詩人說“此中有真意”。其真意即：飛鳥晨出夕還，眷戀山林；宇宙萬物亦莫不出於自然，歸於自然。人既是自然之產物，也要順應自然之理。正所謂“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3。故詩人又有“欲辨已忘言”之慨歎，它與《周易》“存意忘象”的觀點相契合。詩詞如此，文字和書法也是如此，都是《周易》視野下培育出來的精神之花。許慎對造字六法的總結，揭示了文字創造的根本依據，這就是——“立象以盡意”。這直接影響到後來儒家的思想。在老子看來，書法之象，因得之自然，其象裏又有可感悟的意、境、趣、理。莊子又繼承了老子的思想，莊子有“言不盡意”、“得意忘言”，追求“言外之意”的主張。這些價值觀對中國古代文論和書論的發展影響深遠，魏晉玄學時就被直接引入。古人注重“因象求意”的傳統，並且為意境說和意象美學的藝術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這些價值取向，也直接影響了漢代蔡邕及以後等大批書家的書論思想：即適用在書法中的《周易》的“立象以盡意”、“唯變所適”、儒家的不偏不倚、“適之中庸”及道家陰陽運動而出形式的美學思想。它們並不孤立，而是相互補充，互為影響。這些遠見卓識卻又樸素的價值觀，影響著迄今為止的曆朝曆代書家們，因而對中國書法藝術的貢獻則是毋庸置疑的。
二、在《周易》視野下，準確駕馭“立象以盡意”方式的運用，使得書法意象豐富多彩，以到達“陰陽有秩”、“剛柔相濟”、“天人合一”的中和之美，成為書法生命意識形態中不可或缺的內涵。書法正是用這種模糊性的思維方式恰如其分地展現萬物萬殊，而最終完成“得意而忘象”的過程。
書法是富於生命力的藝術形式，有“靈變無常、務於飛動”的特征。乃天與人、心與物、形與神在元氣基礎上的交融統一。故書法通過抽象的點畫運動，將自然精神化，又將精神自然化，把生命運動寓於其內，使我們在欣賞和創作書法過程中，用這種模糊性的意象思維方式來窺探書家的生命體征和生動活潑的藝術個性。書法創作和欣賞的整個過程中，能否通過“所立之象”恰到好處地來“盡書家之意”，能否將書法藝術形態凸現為豐富而多彩的極具生命力的“中和之美”，是書法美學中品評意象優劣的關鍵。古代書論家常常把在特定語境下揉合自然中的可見與不可見之“象”通過聯想、通感、引喻和比擬的方式而展現出書者之“意”。因此他們為推崇書法意象常常展開勢態的淩厲豪邁和雄奇飛動的描述。4譬如：
懷素在《自敘帖》中引用的詩句為“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生滿堂”；
引朱處士遙雲的詩句說是“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隻畏盤龍走”；
張懷瓘評王獻之的書法“情縱神縱，超逸伏遊”，“有若風行雨散，潤色花開”；5
蔡希綜評鍾繇的書法“去若鴻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6
梁武帝蕭衍《草書狀》是這樣描繪的。“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淥水之徘徊……”；7
蘇軾最喜歡梁武帝的評論方法，稱之為“善物取象”8。
足見，生命意識曆來被人們作為書法審美意象的主體特征。書法這種藝術特征，恰恰吻合了《周易》中的邏輯思維，包括天地合德、天人合一、萬物育化、生命不息、陰陽和諧、時空有序、中正平和、形上形下相通等構建起來的和諧的“大一統”。在《周易》觀照下的意象思維已成為揭示書法古典美學秘密的鑰匙。
書法也無不充斥著陰陽觀，比如，我們以書法中“點”這個筆畫為例：起筆為陽的收筆為陰，起筆為陰的收筆為陽；起筆為實的收筆為虛，起筆為虛的收筆為實；大、實、重的皆為陽，小、輕、虛的皆為陰；外露的主陽，內在的主陰；形象上為陽的，意象上為陰。“一陰一陽之謂道”，在《周易》中，陰陽被認為是構成自然世界的兩個相互對立基本要素。書法是取法自然的。9陰陽觀念微觀上存在於書寫的每個點畫中，宏觀上存在於書法的意象生成。今天的文字基本上脫離了象形的圖畫，而演變為抽象的符號——點畫。這些符號不是靜止的係統，而是表述在運動中才能完成的變化，在變化中她同時連結著人類的文化世界，這就是《周易》的功勞。陰陽變易、相反相成而變中守恒，變而統一，萬變不離其宗之理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人們很容易透過“易”思想而聯想到“陰陽剛柔”學說。曆來的藝術家們都主張“陰陽剛柔並行並不容偏廢”的觀點，漢字書法特別強調它的整體協調性原則。尤其漢字是方塊字，粗細長短、上下左右，要顧全整體，錯落有致，剛柔相濟，整體協調，隻有這樣才能顯出其飄灑俊逸之美：既豪放剛健有氣魄，又柔美細膩有文質。藝術崇尚“誌氣平和”、“不激不厲”、“文質彬彬”的中和美。但在崇尚藝術和諧的大前提下，藝術上又多傾向於“陽剛之美”，這種傾向也是受《周易》尚陽貴剛、陽貴陰賤的影響。如顏真卿的書法、韓愈的詩、範仲淹的文、顧愷之的畫，都流露出筆力雄健、氣勢奔放的陽剛之美。它們運用表現的美的思維是從《周易》在運動和變化中提煉出來的，卻又遊離於統一規律之外的獨特的思維方式，存在有整體與局部的差異。但它們相互之間體現了一種相互轉化、相互補充、動態合作的辯證觀。宇宙萬物存在多種運動形式、規律，無不充斥著辯證的色彩，貫穿於中國書論中。
東漢蔡邕《九勢》雲：“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10古代書家講究書法從天地陰陽自然中去取法感悟，去尋覓意象、韻律與形式。故王羲之有“論橫畫如排雲，作戈如弩發，作點如墜石，作豎如萬歲枯藤”之說，是自然美升華為書藝美的典型體現。作為書法藝術也陰陽兼具，辯證得之，便是內外、剛柔、緩急、長短、上下、險夷等等之間的平衡。這種變化，並非偏頗，實質上是《周易》在書法意象和文字創造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拓展和外延。董仲舒是漢代儒家美學思想的代表人物，“天人合一”說的集大成者，他用陰陽五行說解釋人的生理和心理上某些特征，並以此來證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同自然具有同一性，以人觀照自然，而將人格自然化。其所著《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稱：“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11以和為美，即是以自然生命合乎規律的意象美。它不僅詮釋了《周易》，並且通過書家審美思想的整合被融化到書法美學中來。中和美對形質的追求、對形式與內涵的文質並茂的關注，在漢代已經成熟，並成為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書法美學意象思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