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農民轉變身份的需求
所謂身份，是指人的出身、地位或資格。身份的高低實際上成為對某人綜合評價的尺度。因此，渴望改變身份，使自己能被他人“看重”，便成了許多人的本能追求。身份與一個人的經濟地位有關，但經濟地位不是身份的全部。比如妓女和賭徒，即使腰纏萬貫，卻因錢的來路不正而未必有身份；而一名教師，雖然收入微薄，家境貧寒，但仍較受人尊重，具有一定的身份。在公眾觀念中，城裏人與鄉下人之間，有著鮮明的身份差別，比如，一名在城裏謀得戶籍和職業的農村人，哪怕收入不高，也能受到鄉下人的羨慕和尊重；而一名城裏人如果淪落到了鄉下，即便他在那兒幹得不錯，也會被人看成為“生不逢時”。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農民擺脫了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但是，由於長期推行計劃經擠體製，城鄉間的壁壘不但沒有被拆除，而且愈來愈堅固。別的不說，光是戶籍、住房、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製度就使得農民對當城裏人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80年代以來，這種狀況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以及它對農業生產力的巨大促進，把農民從傳統的人身束縛中解放出來，農民開始獲得遷徙和勞動選擇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有可能重新對自己的地位和身份進行反思。他們當中的一批“先行者”離開故土朝城市走去，向往到那裏謀職掙錢，立足生根，嚐試著當一名城裏人。這些人的示範效應喚醒了愈來愈多農民的“想當城市人”的意識，從而使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規模、民工潮的規模逐漸擴大。
（七）農民“職業意識”萌生的結果
長期以來，對農民來說，勞動僅僅是維持溫飽的必要手段。一般來說，這種情況不允許勞動者有更多的勞動門類的選擇，也不需要勞動者本人具備什麼專業特長。在這種勞動中，勞動者本人的天賦、愛好、誌趣、才智是被抹煞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於是，農民們有可能開始審視自己的特長、愛好、誌趣、才智等，他們不再像先前那樣隻是完全聽任勞動來選擇自己，而是萌生出選擇勞動、選擇職業的最初願望。為實現這一願望，他們會很自然地把目光轉向城市，轉向經濟發達的地區，因為那裏是分工比較細密、勞動種類比較豐富的地方。據有的學者調查，農民流入城市選擇職業大致上有如下三種情形：一類是原先有一技在手者，比如木工、泥工、漆工、裁縫等，他們為本鄉本土對這類行業的需要有限而難以發揮專長，於是便進城尋找更大的發展機會。第二類是，他們原來並無特長，但有從事某種職業的願望。他們不可能像第一類那樣進城伊始就能在職業上一步到位，而是需要一個過渡和迂回的過程。第三類是在進城之前並無明確的職業目的，但經曆過一段城市生活以後逐漸意識到，城裏不比農村，光靠出賣勞動力是搞不出什麼名堂的，隻有掌握一技之長，找個穩定的、相對體麵的職業，才能在城裏立足並有所發展。對“職業意識”引發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轉移的問題我們當然不宜估計太高，多數農民進入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主要還是“為利而來”，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他們至少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畢竟已經萌生了“職業意識”，而且這種意識與他們之所以從農業領域轉移出去具有一定的內在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