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重視保護農民的權益
客觀地說，不管世界各國實施農村改革和農村建設的主觀出發點是什麼，在客觀上都增進了農民的權益，一些國家在農村改革和農村建設的過程中還實施了保護農民的具體政策，製定了保護農民權益的政策、法規和法律。例如，在德國，以法律扶持、保護農民的利益是德國法治的一項重要內容。德國《農業法》第一條就規定，農業人口應與其他職業人員的福利狀況相同。德國還製定了《農村社會保障法》、《農民醫療保險法》等法律，農民們享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通過法律，德國逐步建立起現代社會保障體係，這個體係覆蓋到了農村，使從事獨立經營的農民與具有雇傭關係的工人和職員一樣，都能夠享受所有社會保險，並且確保農民獲得政府提供的公共利益服務。在我國，如何建立起切實而又可操作性強的保護農民的製度和機製，也是在新農村建設中必須認真解決的一個問題。
（八）重視地區發展平衡和扶貧
歐盟，采取特殊政策，使興農政策公共資源向落後地區傾斜。對於那些因氣候、地形等環境限製造成困難的山區以及經營農業比較困難的地區，歐盟提供多種多樣的援助。在日本，對山區農民生產糧食給予財政補貼。還對山區農民發放直接收入補貼，以免農民荒廢農業生產。被譽為“歐洲糧倉”的阿根廷，把擁有10公頃左右土地的人列為貧農階層。在阿根廷，1公頃土地的年收入大約為100美元，10公頃以下的小農戶收入算低的。為此，阿根廷政府規定，農村家庭月收入低於當地一個農業工人月工資水平（約170美元）的，就是貧困戶，可以得到政府的脫貧資助。脫貧項目在資金上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無需償還的補貼，主要用於購買牧場鐵絲網、畜棚、小拖拉機、蔬菜、暖棚等。二是無息貸款，用於購買種子、秧苗、化肥的開支。除了資金支持外，脫貧項目還包括技術指導、幫助銷售產品、農技培訓等。阿根廷農業部秘書處估計，在今後4—5年內，阿根廷全國有望在農村地區消除貧困。
（九）重視社區文化活動
日本“造村”運動期間，村民們自行對社會生活進行檢討，重新反省深思農村文化的價值，並開展一係列文化活動。如1981年，三島町發布《三島町振興計劃》，提倡“生活工藝運動”，即由町民自己構想，自己描繪“明日的三島町”。他們宣揚物品的創造並非為了賺取金錢，而是傳承與創造文化的行為。所以他們積極地學習三島町的傳統文化，並且將其運用在現代生活中。如盛飯用的勺子，以木製來取代塑料，而簍子、盛籠、手提包等也改以天然素材如山葡萄藤等編織而成，以感受自然的美與質感。三島町每年12月到次年3月是冬季，積雪覆蓋全町，厚達1.5至2厘米，居民無法從事農耕，便在家中製作生活器物。他們於每年的春天舉辦生活工藝展，讓大家將冬天完成的工藝品一同呈現，相互交流，並頒發獎狀。5至6月則在森林中舉辦“工人祭”，鼓勵日本各地的工藝製作者前來展覽與銷售。三島町1983年成立生活工藝研究所。同年開始發行《造村運動生活工藝訊息》，分送各地，並在東京舉辦“三島町生活工藝品展”。1985年成立“木友會”，組織凝聚生活工藝者。1986年建設完成了三島町生活工藝館，作為生活工藝傳承與推廣的基地，老人們也在工藝製作與創作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義與生存的勇氣。
現在，日本每個村落（鄉村自然社區）都成立了自治會，並經常召開村落集會討論有關社區發展的大事。根據日本2000年的普查結果，在村落集會上討論的話題除了“農道、農業灌溉水渠的維持和管理”（73.4%）、“推進水田的套種”（64.7%）、“農業村落公共財產的使用、運營和管理”（33.0%）、“土地基礎設施等輔助項目的計劃和實施”（18.3%）等農業方麵的主要議題外，還有“村落的福利待遇”（46.3%）、“生活相關設施等的建設和完善”（72.3%）、“祭祀、運動會等村落活動的計劃和實施”（87.9%）以及“環境美化和自然環境的保護”（74.0%）等農業以外的議題，且占有相當高的比例。日本全國各地幾乎都有神社和寺廟，這些寺廟多由社區來維持管理，開展各種活動。此外，自治會等負責垃圾的分類和收集、照顧老人和小孩、開展體育活動提高健康水平、組織防盜等，不僅提高了經濟效益，而且維持了社區固有的社會秩序，並通過社區文化的振興來提高社區的凝聚力，搞活農業和農村社會，完善社區的社會和文化基礎（阿古智子，2006）。
KSSP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物質生活還不夠富裕的時期，大力投資於公共文化活動。全邦有9000多間圖書館，1.2萬多間閱覽室。其中，隸屬於“克拉拉圖書館議會”的圖書館有5000多間，分為三類：甲類有圖書2.5萬冊以上，乙類有1.5萬冊以上，丙類有5000冊以上。三類圖書館的比例是2：3：5。這就是說，每個大約有2.5萬人的鄉，擁有圖書館8間，閱覽室10間。這些鄉村圖書館並非全都活動，但積極推廣科技知識、文化活動的還是不少。圖書館經常與各類合作社和學術、農科機構合辦討論會、培訓班，內容涉及農業、畜牧、能源、母嬰健康、草藥醫治等；並自辦刊物，鼓勵會員寫作投稿並組織辯論和研討；同時組織征文比賽、話劇創作表演、體育競技活動等。其活動理念是：尋求群體發展、移風易俗，特別是讓占人口多數的弱勢社群有凝聚發展的空間，讓每個普通人活得有自信、有尊嚴，活得豐富、充實（劉健芝，2004）。
法國農村的規模相當小，50戶的村子已很不尋常，他們經常與周邊村子聯合開展文藝活動，以豐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不過，不管農村有多小，在村子中心都會有一個教堂。星期天參加在教堂舉行的彌撒活動是很多村民的“大事”。
以上經驗說明，對於村落整體實現農業和農村振興來說，重要的一點是如何提高鄉村社區的凝聚力，因為鄉村社區是農民生產、生活和娛樂三位一體的場所，它是否有凝聚力，直接決定著公共品供給狀況、社區的基本生產和生活秩序。加強農村社區的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並開展多種社區活動，提高社區居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頻率，可以大大提高社區的凝聚力。
（十）重視保護環境和資源
歐美國家極為重視資源和環境保護。美國的財政支農項目中，專列有自然資源與環境部分，包括對資源的保護和開發、自然資源的保護、水流域的調查與規劃和防洪活動、農地保護計劃、環境激勵計劃、野生動物棲息地激勵計劃、濕地保護計劃等。在2002年的新農業法中，還增加了對自然資源與環境的支出。歐盟理事會1999年製定的農村發展措施中，強調發展林業，鼓勵在農業用地上植樹造林，保護農業環境和改善動物福利。在英國，從2005年4月起，政府首次對農民保護環境經營實行補貼。農場主在其經營的土地上進行良好的環境管理經營，每公頃土地每年可得到最多達30英鎊的補貼，而進行不使用化肥和農藥的綠色耕作，則可得到60英鎊的補貼。在英國，環境已經成為農村發展最大的無形資產。首先，英國在農產品上打生態與綠色品牌。英國的家禽、雞鴨養殖，基本采取放養，依托無汙染的青山綠水、新鮮空氣、牧草，使家禽、家畜接近天然的水平，受到了消費者的青睞。其次，優美的田園風光，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到鄉間旅遊、居住。第三，山清水秀，野生動物繁衍，為人們野外休閑活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十一）重視農業保險的建立與完善
農業保險始於200多年前歐洲的農作物雹災保險。最早是德國，其後法國、美國、奧地利、丹麥等國也開辦了農作物雹災保險。同時，牲畜保險、森林保險也在歐洲大陸廣泛開展起來。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農業保險製度，並把建立國家支持的農業保險製度作為促進農業發展、保護農民利益的重要政策手段。
農業保險是通過保險的手段管理農業生產風險的製度安排，是市場經濟和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農業支持和保護的有力工具。美國從1939年就開始實施政府農作物保險計劃，經過多次改革，形成了目前政府主導、私營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模式。這種模式是以國家專門保險機構主導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為主要特征。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隻負責規則的製定、履行監督等職能，並提供再保險，政府對農業保險保費、經營管理費用給予一定比例的補貼；農作物保險的直接業務全部由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或代理。
加拿大於1959年通過了《聯邦農作物保險法》，該法授以聯邦政府和省政府共同支持辦理農作物保險，建立聯邦和省二級政府組織的農作物保險機構，由其直接負責經營，保險補貼、經營管理費用由政府承擔。聯邦政府和各地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對農作物保險公司進行業務經營費用補貼，並對經營農作物保險實行免稅和再保險政策。加拿大政府對保費的補貼比例為50%。政府對保險采取強製保險和自願保險相結合的方式。日本在1947年重新頒布了《農業災害補償法》，開辟了依法強製參加農業保險和以合作組織為基本形式的農業保險製度的先河。日本的農業保險采取區域性農業共濟體製，組織形式采用“三級”製村民共濟製度，即以市、町、村的農業共濟組合為基層組織，縣級機構（都、道、府、縣）成立農業共濟組合聯合會，承擔分保，政府通過再保險特別基金會和國家農業保險協會等機構，為共濟組合聯合會提供再保險和保費補貼，將農業風險在全國範圍內分散。政府對主要農畜產品生產的保險都是強製性的，農戶參加保險僅承擔很小部分的保費，大部分由政府進行補貼。發展中國家菲律賓，根據《農業保險法》，政府和金融機構共同出資成立了由政府控股經營的農作物保險公司及分支機構，負責農業保險的具體經營。政府負責保費補貼和保險公司的業務費用補貼（占費用補貼的75%），政府金融機構通過貸款資金進行支持，將保險與金融機構貸款結合。主要對農作物水稻、玉米等進行保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國新農村建設是立足國情，從我國農村發展實際出發的，但中外國情雖然不同，發展農業、建設農村的很多經驗相通。我們可以從中借鑒吸取其成功經驗為我所用。
四、中國借鑒經驗應注意的問題
（一）基本國情不同
每種新農村建設模式都取決於當地的自然環境、資源稟賦、經濟水平、製度環境、人文曆史、發展機遇等多種要素。歐盟、日本以立法為主要手段，采取溫和的漸進方式，促進農村發展；韓國則以行政運動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進方式，推進農村發展。我國地域遼闊，多民族聚居，各地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水平差異大。尤其是中國的人口規模遠遠超過韓國、法國、日本，分別是它們的30倍、20多倍、10倍，在發展階段上比它們至少落後30年，在國際分工體係中處於不利位置，又正逢世界資源特別是能源緊張的時機，因此，中國新農村建設目標不可能是30年後在工業化、城市化方麵達到它們現在的水平。中國的新農村建設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隻有印度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國具有可比性，印度克拉拉邦在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方麵的成就才是我們應該達到和超過的，印度KSSP在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方麵的成功經驗才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所以，基本國情的差異，會使我們借鑒國外的做法與經驗的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打折扣。一些作法、經驗在上述國家能夠行得通，對中國的個別地區可能具有借鑒意義，但對整個中國而言，就不可能具有普遍意義。我國各地在求同存異地借鑒上述國家經驗時，要因地製宜地創造適合本地區的新農村建設模式。在新農村建設中，突出多樣性。
（二）中國在新農村建設中應特別注意吸取日本和韓國的教訓
一是注意保護耕地和生態環境，不能像日本那樣，靠進口糧食解決吃飯問題。即使我們的糧食自給率是日本的兩倍多，接近70%，也會引發世界性的饑荒，真正麵臨“中國人由誰養活”的問題。糧食安全任何時候都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忽視。
二是準確定位政府的職能。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無限服務”的職能必須擯棄，能由市場提供的服務必須要讓市場去提供，能由村民自治組織管理和服務的事必須交給他們去做，政府與農民分工合作，才能順利、高效地實現新農村建設的宏偉目標。韓國新村運動的彎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國“大躍進”時期的覆轍，建了許多集體性質的公共設施，缺乏後續投入和維護辦法，違背市場經濟規律，最後不了了之。因此，除了道路、飲水、醫療、教育等公益性特別強的公共設施外，社區文體娛樂健身類準公共設施盡量由農民自己出資或市場化，政府最多適當補助一點。切忌圖政績、搞樣板工程，過度補貼修建一些豪華型的準公共文體娛樂設施，重蹈韓國覆轍。
（三）要以農民為主體
中國是個超大規模的發展中國家，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各地農村情況千差萬別，在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時，更應以村社為本位、以農民為主體，充分調動農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便因地製宜地提高農民福利、改善農村麵貌和發展農業生產。如果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或在新農村建設中“集體失語”，新農村建設就失去根本動力。因此，要著力培養新型農民。
（四）新農村建設需要循序漸進
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係統工程，需要循序漸進，不能脫離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否則的話就會變成形象工程。比如，上世紀50年代，日本的農村建設是經濟建設和醫療保障，70、80年代主要是科技發展，增加他們的科技能量。但是到了90年代，他們麵臨農業生產力的問題和國際競爭力的問題，所以說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係統的工程，不是到2020年就能實現的。新農村建設行動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製的基礎上，通過製定新農村建設的法律法規或將新農村建設的相關內容納入我國的“農業基本法”，將該法修改完善為“農業和農村基本法”，通過法製化途徑，使新農村建設獲得穩定的製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