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羅明大使、薩安娜夫人，完全可以說你們是中羅關係史上的一個傳奇。這不僅因為你們的一生與中國緊緊地聯係在一起，而且因為你們的兒女繼承了你們的事業，為中羅關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差不多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例子是，女兒與母親都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女婿與嶽父都曾任過羅馬尼亞駐華大使，兒子也是在中國讀的本科和碩士。你們的事業不僅為他們所繼承，而且被進一步發揚光大。所以，我這次來羅馬尼亞首要的當然是采訪你們二老，但同時也想就相同的主題采訪他們。在同他們訪談之前，我想先聽聽你們對他們的看法。
羅明：我認為你的這個想法非常好。在回憶起羅馬尼亞與中國友好合作關係曆史的過程中，我也是在回憶我們一家人在中國學習，在那裏工作的情況。我和薩安娜退休之後在羅馬尼亞展開宣傳有關中國的文化、文明知識的一些工作。我們的女兒、女婿曾經在中國工作過好多年，其中，女婿在中國當了8年大使，2011年底到布魯塞爾在歐盟對外行動署工作，主要負責歐洲共同體同亞太地區國家國的關係。他們的工作很忙，因為歐盟非常重視同亞洲特別是同中國的關係。我們的兒子羅陽也曾經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了很多年，在那裏取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的文憑。他在傳播有關中國知識和中國的文化方麵做了不少工作，目前在羅馬尼亞的廣播機構工作。他還曾經主持過一個他本人的教漢語的節目，對中國、對北京語言大學的感情都很深。2012年9月，北京語言學院將慶祝他們建校六十周年。到時，羅陽將作為校友應邀去中國參與慶祝活動。羅陽有兩個女兒，今年一個4歲，一個9歲。她們對中國很感興趣，很喜歡中國。我希望她們能夠很好地了解中國，將來也到中國去，成為我們家第三代在中國學習過的留學生。
薩安娜：我女兒叫達迪亞娜(Tatiana Isticioaia)。她很小就會說中文，因為她是在中國出生的，中文實際上成了她的母語。我們剛回到羅馬尼亞的時候，她知道的羅文的句子很少。有一天，她從幼兒園回來問我：“媽媽，我到底是哪國人？我在中國的時候，人們叫我小外國人。我回到了羅馬尼亞，人們又叫我小中國人。”所以，她一開始就對中國有很深厚的感情，我們每次去中國都帶她去。我們從澳大利亞回來，她要考英語係，因為她在澳大利亞讀了三年中學，英文水平是很高的。可很奇怪是，她沒考上，這也是羅馬尼亞教育製度的一個奇怪的現象。所以，我們就想辦法讓她去中國學習，那個時候是教育部的一個同誌幫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她是1973年去的北京大學，先學了一年語言，後來也在曆史係學習。可是，她留學的時候正值中國搞“文化大革命”，也沒有正式上什麼課。可是，她放假回來還很高興。我問她用的什麼樣的曆史教科書。她說：“我們不需要別人寫的書，教科書由我們學生自己寫，我寫的是太平天國的那部分。”那時候，她與其他同學一起都被下放到大興，在那勞動，完全跟中國同學在一起生活。她在中國留學的時候，認識了她的丈夫維奧雷爾·伊斯蒂奇瓦亞（Viorel Isticioaia）。伊斯蒂奇瓦亞那時在南開大學學習。我還記得，1975年，女兒打來電報說他們想結婚，問我們是否同意。她還特別告訴我們：“伊斯蒂奇瓦亞很像我爸爸，所以，我很喜歡他。”我和羅明都尊重女兒的選擇。但是，羅明還提出了一個要求，讓他同時也采用我們的姓氏。所以，女婿的名字就成了Viorel Isticioaia-Budura，很多人都以為他是我們的兒子呢。從那時起，我們就有這樣一種想法，把他當成我們的兒子，讓他與我們女兒一起繼續從事我們的事業。1976年，他們結婚了，他們是很好的一對孩子，我對女婿感情非常好。那個時候由於羅明的情況，他們也麵臨著許多困難，很多人對他們都很不好。另外，那時齊奧塞斯庫規定，大學畢業生先要下放到基層工作四年。可是，四年之後，學生們腦子還有什麼？什麼也沒有了。好在外交部很需要他們，所以，1985年他們就被派到駐中國大使館工作，直到1990年才回來。他們的女兒小安娜一直由我帶著。2002年，我女婿被任命為羅馬尼亞駐華大使，女兒也在使館裏當文化參讚。他們都是很努力的孩子，在這8年做了很多對中羅關係非常有用的工作。
孔寒冰：聽二老的簡略介紹，我對你們的女兒、女婿和兒子有了初步了解。
薩安娜：羅陽就住在布加勒斯特，我們後天帶你去他家。我女兒和女婿這幾天也從布魯塞爾回到布加勒特參加外交部的一個活動，他們明天下午來我們家，你可以采訪他們。
（采訪羅明和薩安娜的女兒達迪亞娜·伊斯蒂奇瓦亞和女婿維奧雷爾·伊斯蒂奇瓦亞。）
孔寒冰：達迪亞娜女士，伊斯蒂奇瓦亞大使，你們好！2010年，大使先生陪同羅馬尼亞國際行政學院多布列斯庫（Paul Dobrescu）校長訪問北京大學，我參加了周其鳳校長與多布列斯庫先生一行的會見。周其鳳校長向客人介紹我是研究中東歐問題的專家時，我順勢提出希望去羅馬尼亞訪問。多布列斯庫當場說歡迎，伊斯蒂奇瓦亞大使先生則告訴我簽證沒有任何問題。2011年5月，我隨周其鳳校長訪問羅馬尼亞時，羅明大使一家設宴招待北大代表團，我就挨著達迪亞娜夫人坐著。就是在那次宴會上，我提出對羅明大使一家做口述曆史采訪，得到了在場所有人的讚同。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我終於成行。一周來，我每天都聽您父母講那些他們親身經曆的與中羅關係、兩國社會發展有關的事情，和他們一起沉浸在過去的歲月當中，分享二老的甜蜜與苦楚，常常被他們的真情流露而感動。今天又有機會與你們夫婦交談，我真地非常高興。
達迪亞娜：我也很高興，您也在做一件對中羅關係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伊斯蒂奇瓦亞：所以，我們也應當感謝您。
孔寒冰：你們一家與中國的緣分是非常深的。您爸爸媽媽告訴我，為了表明這種情緣，他們甚至按中國的習慣為自己的子女甚至孫女起了中國名。您叫羅家幸，您弟弟叫羅陽，羅陽的兩個女兒分別叫羅玉娜，羅玉琳。
達迪亞娜：是的，我的中文名字叫羅家幸，從我們一家人的名字上的確能看出一種情結。但是，我不像我爸爸和羅陽，我的這個中國名不怎麼用，因為容易產生誤會。上大學的時候，我們用的名字就是音譯過來的，我就叫達迪亞娜。我和弟弟都生在北京，從小也是在北京長大，1959年第一次隨父母回羅馬尼亞的時候已經6歲了。
孔寒冰：您在中國渡過了自己的童年，還能記得一些孩提時代的事情嗎？
達迪亞娜：雖然不多，但有一些還是忘不掉的。你已經知道，我父母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批到中國的羅馬尼亞留學生，先後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他們在中國戀愛和結婚。生下我的時候，他們都還都是大學生，當時學習非常忙，沒法照顧我。所以，他們就城裏請了一個保姆來照看我。這個保姆叫吳愛榮，關於她，我爸爸媽媽已經對你講了一些。我跟保姆在城裏住，父母則住在大學裏麵。這樣，我就天天和保姆在一起，她像我的親生奶奶一樣，給我做飯、洗衣服。她也是我的第一個老師，她教我北京話，因為她是北京人，北京口音非常標準。我記得，她總給我講故事，後來也跟我一起看小人書。我從她那裏知道了孫悟空大鬧天宮，也聽到了《三國演義》的故事。所以，我第一語言不是羅馬尼亞語而是漢語。我一直到6歲都隻能說中文。回國後，我們在家裏還都說中文。我回到羅馬尼亞後，很快就要上小學了，但都不怎麼會說羅文，大家叫我“小中國人”。還有人說，我小時候長得也有點像中國人。
我的童年和中國小朋友的一樣，有一樣的玩具，看一樣的電影。說到玩具，我最喜歡的是毛猴之家，它是中國的一個民間藝術。匠人可能是用蟲子的身體和爪子做得一個很小的猴子，那些猴子有的吃糖葫蘆，有的在路上玩，非常有趣。當時中國的動畫片非常美麗，有一個是《鯉魚躍龍門》，內容很生動，我現在還記得非常清楚。如今，我一看到迪士尼的電影或者動畫片，總是想起來50年代我看到的中國的動畫片，那真的是非常美。還有一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1957~1959年，我上的幼兒園是邵力子的夫人創辦的。有一天，中央廣播電台的記者來采訪小朋友們對中國的曆史是否了解。他們看到我是一個\"小洋娃娃\"又會說漢語，就問我：“你知道台灣嗎？”我說：\"我知道，台灣是我們祖國的一部分。”記者們都樂了，誇我說得對。那時，在我的幼小心靈中，中國就是我的祖國。這些與我父母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我父母早期的一些工作可能也加深了我對中國的感情，他們在業務上所做的一切，始終都是我的榜樣，我從他們身上學了不少東西。我小的時候父母非常忙，他們在早上6點半就得起床。當時沒有電視，他們就聽廣播電台，6點半有新聞，而且是最主要的新聞，每一個懂漢語的外交官都要聽。爸爸媽媽的臥室裏有一個老式的收音機。我除了跟著聽新聞外，還常常用它聽音樂，那些音樂我現在都很想念。所以，我從很小就了解中國和羅馬尼亞之間有良好的關係，知道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都很重視和羅馬尼亞的關係，發展兩國之間的關係。
孔寒冰：您再次回到北京是什麼時候？
達迪亞娜：第一次回中國是1961年，呆到1963年。在這期間，我上的是蘇聯小學校，而羅陽上的是蘇聯幼兒園。第二次到中國是1973年冬天，當時我19歲。1969年，我隨父母去了澳大利亞，在那裏學習了英語。回到羅馬尼亞之後，我曾想考大學英語係，但沒有考上。於是，我就跟我父母提出來想到中國去學習，他們很高興。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又開始接收外國留學生，我也正好趕上了。所以，到中國後，我先學習一段時間的基礎漢語。我因為提出要學中國曆史，所以就被分派到北京大學曆史係。和我母親學的正好是一樣專業，她是在30年以前進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學習的。當然，時代不一樣。當時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與她在中國的經曆就大不一樣了，我的大學經曆也是很特殊的。我1973年到的北京，到1983年畢業回到羅馬尼亞，在中國呆了整整十年。
孔寒冰：在北京大學曆史係讀書期間，您有什麼難忘的記憶嗎？
達迪亞娜：當然有，而且很多。那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所以，我在上學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曆史教科書。但是，我們去新華書店的時候，可以看到很多曆史方麵的書，從皇帝的生活到各個朝代的情況都有。這說明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曆史學家依然沒有放棄他們的研究，克服了很多困難。那時候，我們學習時能夠參考的材料特別少，連圖書館也關閉了。1978年，北京大學新圖書館開始啟用了，但相當一部分書還是不能借。能借出來的那一部分書，打開後有很多內容都塗黑了。所以，我對中國曆史學家所做的工作，對他們的堅強感到非常的欽佩。
孔寒冰：大使先生，我在來羅馬尼亞之前，在中國的期刊網上查到了多篇媒體對您的采訪或記者寫的有關您和您夫人經曆的文章。原來您與達迪亞娜也是一同來華留學的，隻是不在同一個學校。能談談您留學的情況嗎？
伊斯蒂奇瓦亞：我是1973年11月11日到達北京的。那一年，羅馬尼亞外交部到我們大學招人，問大學生中有沒有想去中國學習中國的文化、語言的。我首先舉手報名，因為我對孔子和孟子的哲學思想特別感興趣。所以，我那來之前就已經跟外交部簽合同了，畢業之後到外交部工作。因此，我在讀書期間實際上算半個外交官了。當然非常驕傲，能當一個外交官很不簡單，我感到自己非常有前途。坦率地說，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到中國留學就是為了促進羅中友好關係的發展。手續都辦好後，我就來到了中國，先在北京語言學院學了差不多一年的漢語。我們這一批有來自各國留學生17人，來自羅馬尼亞的除我之外還有一個男同學。剛來時，我對當時中國國內的情況不是很了解，覺得中國和羅馬尼亞很不一樣，有些事情我並不太明白。我出國之前已經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哲學係讀書了，熟悉校園氣氛。但到中國之後，我們感受的是另外一種校園環境。比如，圖書館不開放，學生不能進去借書。我們那時候就不明白這是為什麼。沒人告訴我們，大使館的人也沒說。所以，有一些留學生就給校長寫了一封信，要求開放圖書館。第二天，學校留學生辦公室馬上就派人與我們聯係，說這種行為是幹涉中國的內政。後來，我們才逐漸地才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背景。不過，有些事情還是非常愉快的，老師對我們非常熱情，給我們上課的老師都非常好，很熱情。因此，盡管很多事情不適應，包括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條件也比較艱苦，但是，大家都能克服。
我在語言學院度過的時間不是很長，從1973年11月到1974年6月份，但這對我們增進中國感情和提高基礎漢語水平有很大的幫助。那時，語言學院在對外國留學生教授漢語和中國文學方麵還沒什麼經驗。所以，在教學過程中，老師們也有很多困難，有很多事情他們也不能給我們介紹，留學生也不太理解中國政治的局麵，當時總的背景對我們的教學氣氛、過程有一定的幹擾。當然，我們遇到的困難也不是最嚴重的，最嚴重的還是中國人民遭遇的很多困難。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時期，中國的教師和同學都盡最大努力幫助和保護我們這些留學生，把我們在學習上受到的幹擾和生活上碰到的困難降到最低。
1974年9月，我到了南開大學中文係。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後，我又到了北京大學中文係。不過，那時我們雖然進到了北大，但還是南開大學的學生，南開大學的老師也跟我們過去了。從這個角度說，我很幸運有機會在三個不同的大學裏學習。
南開大學和語言學院大不一樣。盡管“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但是，氣氛已經平靜了一些，給我們教書的老師都是很有經驗的。我還清楚地記得，教我們古代漢語的老師以前在印度和其他一些的國家教過書。因此，他的授課方法是很高明的，他的漢字寫的比印刷的更整齊、更好看。教我們中共黨史的老師以前是宣傳部的幹部，“文化大革命”當中挨了整，後來也被平反了。他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老師，但本來不是一個大學教授。在專業學習方麵，“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允許教別的，老師們隻能教一些毛澤東詩詞、魯迅雜文。1977年到北大後，我才學了一些別的，像巴金、老舍的作品，後來我還把矛盾的《子夜》翻成了羅馬尼亞文。因此，我們也成為了“文化大革命”的見證人，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發生的初步變化，包括教學方麵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