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3 / 3)

不,去把仇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場去》。《申報》載。)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裏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隻好用“肉體”,用“純愛的精靈”,用“屍體”。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後,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裏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麼,惟一的路也實在隻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誌願,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準備去戰,

快起來奮鬥,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衝,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喲,

準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徐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發揚踔厲,一群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熏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衝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裏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於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於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也像對於“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沈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衝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麼,“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沉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泄,於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裏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於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曆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隻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