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理完兒子心亮的喪事，拜別二哥善子的墳墓，張大千悲痛萬分地回到成都青城山，回首往事，恍若隔世，突然的變故，使他在短短的時間內連失親人，而且去敦煌的計劃也宣告流產。突然想起病逝幾年的好友謝玉岑，自己還答應為他的詩文集寫序一事。謝玉岑的去世，令張大千每每想起就肝腸欲斷，痛心不已。
1935年3月，謝玉岑在常州病重，張大千特地趕到常州去看望病中老友。謝玉岑之子謝寶樹（伯子），受父熏陶，素喜繪畫，尤喜張大千畫，經常臨摹張大千的作品，竟有幾分肖似。謝玉岑發現後甚喜，就在病榻旁將伯子托付給張大千，並令伯子跪下拜張大千為師，頗有“病榻托孤”的味道。後來，伯子正式踏入大風堂門檻，深得張大千藝術之神髓，年紀輕輕就聞名蘇、滬等地，成了著名的國畫家。
張大千哪曾知道，那次探望竟成永訣，他回蘇州沒多久，謝玉岑就撒手人寰，病逝在常州家中，年僅37歲。說來也怪，就在謝玉岑去世的當晚，張大千在網師園裏，心驚肉跳，坐臥不安。忽然有疾風吹起，隻聽見園中的竹叢搖響，園中喂養的兩隻白鶴，仰天長唳，其聲悲切，驚風動竹。第二天，從常州傳來謝玉岑的噩耗，張大千大驚失色，連忙趕到常州，頓時哭倒在謝玉岑的靈前，其撕心裂肺、摧肝瀝膽的痛苦哀號之聲，令聞者無不悲切憂傷。
想到這裏，張大千凝神磨墨抻紙，寫下了一篇感情真摯的《謝玉岑遺稿序》，並從賣畫僅剩的錢中，拿出五百大洋，設法寄給了謝玉岑的遺屬。
張大千那筆為去敦煌籌集的川資，辦理完二哥善子及兒子心亮的喪事後，已所剩無幾，又拿出五百大洋給謝玉岑遺屬，又變得空空如也，去敦煌的經費又得重新籌措。他拚命地在青城山繪畫，共得一百餘幅時，托友人將之運到重慶，於1941年3月7日，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禮堂隆重舉行了“張大千近作展”，不出三天，作品悉數售罄，去敦煌的經費又有了著落。
正值張大千準備去敦煌之際，一位名叫關山月的嶺南畫派青年畫家，頭一次在成都舉辦自己的個人畫展。關山月1912年出生於貧寒的教師家庭，自幼隨父習畫。師範學校畢業後，他邊任小學教師邊旁聽嶺南畫派鼻祖高劍父的講課，深得嶺南畫派的精髓。他在澳門、香港、湛江等地的展覽非常成功。大約在1941年，關山月一路寫生、逃難來到成都，初來人生地不熟的成都，空著雙手“打天下”，且名氣還不大，常常債台高築，所以想借這個展覽解決食宿和溫飽問題。
張大千對關山月的處境十分同情，覺得藝壇同道應多關照青年畫家，特別是從外地來川的青年畫家更要多加關心和提攜。就在關山月畫展開幕的當天，張大千第一個進了展場。他評價關山月的畫是筆墨恣肆，氣魄宏大，功底深厚，不禁頷首稱頌。這時，有人將關山月引來拜見張大千。張大千十分和藹地對關山月說：“嗯，關先生，貴大作畫得不錯，光彩奪目，不同凡響，很有生氣。隻是不知，在這展場之中，你的哪幅大作定價最高？”
關山月真是喜出望外，大名鼎鼎的畫壇前輩沒有一絲架子，而且這麼看重自己，一時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連忙把張大千帶到自己那幅標價最高的畫《峨嵋煙雪圖》前。此畫格調高古，意境清新，筆墨精深，濃鬱蒼勁，張大千站在畫前，捋著長髯，點頭稱讚不已，然後對關山月說：“哈哈，關先生，我把此幅貴大作買下來了，請寫上我已定購的紅紙條吧！”
張大千扶持後生的精神著實可嘉，就在關山月躬身寫著“張大千先生已定購”的紅紙條時，張大千已命隨他同來展場的學生，按照關山月那幅畫的標價，分文不少地交清了全部畫款。更讓關山月感激涕零的是“自從此畫掛上了張大千的紅紙定條後，許多不懂畫的買主，也紛紛爭購我的作品。正當我流落異鄉，像行腳僧一樣，靠自己的手腳來養活自己的藝術，而且正處在被逼債的窘地，大千先生於此時伸出了援手，真叫我感激涕零！他是當地的一個知名大畫家，也是長輩，他如此提掖後進，我至今還感銘不盡！……”上麵這段話，是關山月成了聞名遐邇的大畫家、擔任了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的時候回憶撰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