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台播映的大芬油畫村專題節目我看過，在網上還看過以大芬油畫村真人真事拍攝的電影《油畫村的故事》。大芬油畫村被文化部命名為“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被中國美術家協會命名為“文化(美術)產業示範基地”。甚至有人稱大芬村“展示了新型和諧社會新氣象”。對這樣一個地方，我早已心馳神往。冥冥中還有個心魔在向我招手，那是塵封在記憶深處的揮之不去的情結。我在讀中學與師範的時候，非常愛好繪畫，也曾不切實際地做過畫家夢。還是讀初中，美術老師徐磊英先生是徐悲鴻的弟子，他似乎發現了我的某些藝術天賦，每個寒暑假都將我帶回他老家個別輔導，加餐。初中畢業時徐先生向徐悲鴻寫了封推薦信，要送我去中央美院附中繼續升造。可惜我家在貧困農村，就因拿不出去北京的路費，那時也沒有救助貧困生的政策，我的第一次畫家夢就此破滅。讀了不花錢的師範，美術老師同樣器重我，欽點我為校課外美術小組組長、市青年美術創作組組長。師範畢業，我在師範當過兩年美術教師，畫家夢依然沒有熄滅。兩年後調入文化行政部門成了公職人員，不能再背個畫箱成天畫畫，我徹底告別所愛，業餘時間一刀稿紙一支筆，鑽入文學寫作愛好中去了。畫家夢換成了作家夢。
幾十年文學生涯如過眼煙雲，然而依然喜歡美術作品，沉醉於古羅馬雕塑和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油畫傑作，讀丹納的《藝術哲學》和現代藝術理論。我知道，在骨髓深處少年時的畫家夢還在搗鬼。畫家作不成了，但我作為局外人有一百個理由去大芬油畫村，對頗有爭議的藝術天堂也好，地獄也罷，頂禮膜拜一番。
二、
我們一行三人驅車來到深圳關外的布吉，在大芬村口下車，這裏早非昔日的偏遠農家村舍了。通往龍崗的大街車水馬龍，正在修建地鐵，塵土飛揚，車流擁擠而喧囂。臨街的大芬村口豎立一座巨手揚筆的雕塑，仿佛在彩繪大地天空。再也找不到半點郊外農村的影子，街巷兩旁高樓參差林立，由於是新一代農民建的私房，缺少規劃，全憑各自經濟勢力恣肆汪洋，低的三四層，高的六七層，錯落有致。如今全都出租給了來自五湖四海的藝術家、書畫商和畫工，連比櫛次的全是畫廊、書畫店、藝術沙龍和為繪畫服務的裝裱店、繪畫顏料工具店、酒吧、咖啡廳等等。與繪畫有關的廣告，色彩斑爛，五光十色，呈現出印象派的炫惑和野獸派的誇張，處處充溢著油彩的清香。
由於到了年頭歲末，外地來打工的畫工，甚至在這裏落戶的畫家、畫商，不少都回老家過年去了，往日熙熙攘攘人來人往的油畫村，顯得有些冷清。來到油畫村中心豎立著達芬奇雕像的廣場，寬濶的街中搭建的賣畫長廊，都收攤了，隻有點綴期間的世俗雕塑，孤寂地麵對寥寥行人。對麵高樓上的巨幅廣告牌寫著“大芬油畫村第一人黃江藝術畫廊”、“油畫展銷中心”、“藝海藝術沙龍”，我們朝二層樓上的藝術沙龍走去，牆上懸掛書畫布置得頗有藝術氛圍的偌大廳堂裏，沒有一個顧客，兩位服務小姐迎著我們說：“先生、小姐，喝茶還是咖啡？”我問黃江先生在嗎？小姐搖頭道：“黃老板回香港去了，要買畫可以去三樓展銷中心。”黃江，既是“點燃”大芬油畫“燎原之火”的香港畫師，也是大芬油畫發展的見證人，被大芬村人稱為“教父”。黃江曾在廣州美院學畫，1970年到香港，一麵打工掙錢，一麵在香港美專繼續學習。後來，他開畫室，自己畫畫並經營商品畫。1986年來深圳發展。先在黃貝嶺開了一家畫室，後又開博雅畫廊，繼續畫畫，也教學生，主要還是經營商品畫。1989年，他領著20多個畫工來到大芬，用月租金一千多元的價格租了一棟二層半、麵積一百多平米的民房落腳。在那間民房裏，黃江開始了油畫加工、收購和出口。油畫是一種耗時、耗工、價貴的高雅藝術品，一幅歐洲古典油畫通常要耗費數月才能完成，而在大芬，黃江巧妙地將油畫的製作變成了流水作業。一幅名畫幾人分工，每人專畫其中一部分，畫得熟練飛快又逼真，一名熟練畫工一天可“克隆”十多幅梵高名畫《向日葵》。就這麼，黃江將油畫這種特殊產業帶進了大芬村，並引來海內外畫家、商人和畫工趨之若鶩，將大芬村推向全中國，推上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美國、加拿大等十多個歐美國家的藝術市場。雖然沒見到黃江先生本人，但參觀了他的畫室、培訓部，展銷中心，對這位獨具慧眼，創新型的畫家兼藝術商人，頻添了幾分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