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還建立了一套選用官吏的製度。漢武帝以前，中央政府的大官，多是功臣或功臣子弟。這樣，官吏的來源很狹隘，而新興的地主階級隨著力量的加強，他們迫切要求政治上的地位。漢武帝通過“察選”、“薦舉”、“征召”等各種方法“破格用人”，把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大量提拔起來，充當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從而加強自己的統治力量。漢武帝還設立“太學”，通過學校來選拔官僚。
這樣，漢武帝就把秦以前已經開端，秦始皇曾經加以發展的官僚製度大大加強了。用從“民間”（實際上是地主階級中間）選拔出來的官僚來代替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沒有被廢的王侯隻是“衣租食稅”，地方豪強的行為也受到嚴密的監督，秦始皇開始建立起來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到漢武帝這時候才算鞏固了。
漢武帝體製改革的最大特色就是剝奪了世襲藩王、功臣貴族的權力，從中小貴族中選拔人才，實行任期製，而廢除終身製。這事實上也就是一場二。維護帝王的權力，而與地方勢力展開的博弈。對漢武帝來說，他有加強中央集權和維護現狀的兩種選擇，地方勢力有反抗和服從的選擇。漢武帝加強集權，地方反抗，中央必須付出一定代價，但中央勢力已經得到大大加強，最終會勝利，單個地方勢力已經無法抗衡，對抗諸侯隻會身死國除；不反抗，還能夠“衣租食稅”或享受朝廷俸祿，保存一定的利益；漢武帝不加強中央集權，維持現狀，中央獲益相對小一些，地方如果再反抗，諸侯利益隻會徹底廢除；不反抗，利益自然會較加強中央集權大一些。漢武帝之所以要加強中央集權，是因為國家的統一，必須改變那種政出多門的狀況，加強君主的絕對權威。他之所以能夠大量地剝奪藩王、諸侯的爵位而沒有受到武力反抗，是因為在他父親漢景帝時，地方勢力在最強的時候，爆發了一次“七國之亂”，七個實力強大的諸侯國聯合起來和中央對抗，也僅僅持續了三個月。而武帝時期，中央實力進一步加強，地方武力反抗也是自取滅亡，徹底失敗；而不對抗，還能最低限度的保存自己的利益。用圖則可作如下表示：
漢武帝時期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漢武帝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勢力由建國初期的合作性博弈轉變為非合作性博弈。
在這場博弈中，漢武帝成功地改變了博弈規則，最大限度的加強了中央的權力，將地方勢力壓縮到最低限度，而博弈取勝的關鍵點就在於他在最佳的時機展開博弈，規則的製定和修改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成功了。
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博弈的核心，就是圍繞著一個規則，各方或者合作，或者單幹。其實，就算是沒有合作的博弈，也是要一個規則的，那種情況下，規則的作用就在於製約各方朝著最大的利己目標發展，而又不會采取互利的形式謀求各方的利益。
如果把這一規則推而廣之，就可以發現，在完成同一項任務的時候，因為時間的變化或者執行者關注重心的改變，這項任務中也會出現不同的預期目標，那麼，如何把這些預期目標進行統籌，就是一個博弈的問題了。而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不同的工作重心下，調整思路，修改博奔規則。可以說，在不同的階段，因為重心不同，所以要完成的目標也不同，因而這些不同的預期目標，就可以看做是一個個沒有互利關係的單方麵利益。那麼，如何讓這些單方麵的利益得以實現，又不會因為一個目標而犧牲其他方麵的利益呢？這就需要在調整規則的時候仔細考慮。
對規則進行調整和修改，需要一個相對固定的出發點，這就是在為了實現一個既定目標的前提下，在特殊的情況下采取一些權宜之計。如果既定的目標都被拋開，那麼，由此帶來的所謂“變通”或者“靈活”，就不是進行博弈的規則調整，而是朝令夕改、政策混亂。
在《列子》中，有一個諷刺修改既定目標而行事的故事：一個養猴子的人，用橡子喂猴子。他對猴子們說，早上喂它們三個橡子，晚上給它們四個橡子。猴子們聽了之後比較生氣，他趕忙說，那就早上給四個，晚上給三個，猴子們才高興地同意了。這個故事諷刺了那些喜歡朝令夕改、反複無常的人，嘲笑他們是像猴子那樣的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