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人不辭勞苦、爬山涉水，到處尋找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找到之後，他問這位智者：“怎樣才能獲得幸福的人生？”
“做出正確的判斷。”智者答道。
“可是，聰明的智者，”這個人又問道：“怎樣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呢？”
“通過錯誤的判斷來做出正確的判斷。”智者說。
2006年1月26日，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文化事件：奧普拉·溫弗瑞用了整整一期節目的時間為自己的一個錯誤道歉。她曾經推薦過詹姆斯·弗雷及其撰寫的一部關於染上毒癮和戒毒經曆的自傳體回憶錄《歲月如沙》，她的推薦使此書的銷量突破了百萬冊。2006年1月8日，一個頗具影響力的網站“證據確鑿”（the Smoking Gun）發布了這樣的消息：弗雷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經過了編造和美化，並非他的真實經曆。奧普拉對這條消息第一個做出了反應：我曾經支持和讚揚過這個人，但是現在看來他欺騙了我——這是大多數人可能做出的正常反應。如果繼續站在弗雷的一邊，她就必須要掩飾心中被欺騙的感覺。在“證據確鑿”網站披露這個消息沒多久，拉裏·金在節目中采訪弗雷時，奧普拉還打進電話表達對弗雷的支持：“弗雷在書中寫到的關於履行職責的那些話引起了我的共鳴，我認為這些話也在激勵著其他人。”同時她還補充道，如果說有什麼人犯了錯誤的話，那應當是出版商：她和製作人都相信了出版商的話，認為那是一部非虛構的作品。
站在道德金字塔頂端的奧普拉，已經邁出了試圖繼續自己當初對弗雷的支持的第一步。但是那些關於“出版商犯了錯誤”、“我的製作人應該受到指責”或“書中的感情真相比事實真相令人更感到可信”的言論，卻使她從道德金字塔的頂端滑落下來，這種推卸責任的邏輯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奧普拉也在所難免。也許她一直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也許她的製作人試圖幫助她脫離困境，認為她對弗雷的袒護對她的名譽毫無幫助。但不論是出於何種原因，奧普拉後來選擇了最直接而非拐彎抹角的方式，勇敢地對錯誤承擔了責任。她邀請弗雷參加電視節目，並開門見山地為自己的那個電話致歉：“我對那個電話表示遺憾，”她對自己的觀眾說，“我錯誤地認為事實如何無關緊要，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歉，因為那與我的信念相違背。我之所以會打這個電話，是因為我確實喜歡書中表達的某些信息——那時我收到了很多表達感動之情的電子郵件，那些讚美之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判斷。感謝那些堅持原則的人們！事實證明，你們是絕對正確的。”
她對弗雷說：“因為我確實感到被你欺騙了，所以現在與你的交談也變得困難，我感到十分難堪，你欺騙了我們所有的人。”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理查德·科恩曾經批評過弗雷的撒謊行為，並指責奧普拉的表現令人失望。在節目結束後，奧普拉對他說，自己對弗雷當時的反應感到很失望，因為弗雷說“有時候批評是有建設性的，所以我要謝謝你。你是對的，錯的是我”。你是對的，錯的是我？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無數次聽到自己的配偶和父母說著這樣悅耳的話，還有那些電視名人、自以為是的博學者和政客，他們也是這樣道歉的。科恩還對奧普拉說，“新的一年就要開始了，我仍然認為你是一個好人，因為承認錯誤需要很大的勇氣，我一直不能做到這一點”。
在整個節目中，奧普拉自始至終在同詹姆士·弗雷討論那本書，而弗雷則自始至終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我想，寫書和出書都是一個錯誤”。奧普拉快失去理智了。弗雷就是做錯事情的那個人，她用拉裏·金的話來提醒他，但是他還是不承認。奧普拉問道：“你認為自己說謊了嗎？或者你認為自己做錯了嗎？”弗雷猶豫著說道，“我想，二者都有”。
弗雷：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我曾來過這裏並誠實地與你談論。你知道，我曾經這樣，我必須承認……
對弗雷的反駁：你在說謊。
在節目的最後部分，紐約時報作家弗蘭克·裏奇出現在節目中，他回應了理查德·科恩的指責，聲援了奧普拉的決定，認為不應該為增加書籍的銷量而扭曲事實。“最困難的事情是承認錯誤。”他說，奧普拉告訴他，自己並不希望得到讚美。她說：“承認錯誤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困難。”
如果通讀了本書，就會發現承認錯誤的確是件困難的事情。對於心理治療師琳達·羅斯來講，在發現自己被誤導多年之後，她提出了恢複記憶的理論。對於格拉斯來講，頭腦中錯誤的恢複記憶，導致她家庭破碎；對於地方檢察官托馬斯·瓦尼斯來講，他得知自己曾經指控過的一個強奸犯，在監獄服刑20年後被證明是無辜的。對於夫妻和政客而言，他們所期望的是從暴怒和報複的旋渦中解脫出來。錯誤消耗了這些人的人生，也消耗了那些關心他們的朋友和同事們的人生。
小韋恩·黑爾會同意我們的結論，他曾是2003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負責人，在他的任期內發生了哥倫比亞航天飛機的爆炸事件，7名宇航員遇難。黑爾在一封致航天飛機全體工作人員的信中承擔了這次事件的全部責任：
我曾經有機會而且得到過信息，但是卻沒有好好加以利用，不知道法庭會給我什麼樣的判決，但是我一直受到良心的審判和折磨，因為我沒能阻止哥倫比亞號的爆炸。我們可以對如下特征加以檢討：疏忽、無能、分心、信念缺失、缺少理解和溝通、缺乏毅力和勇氣、懶惰。最糟糕的是，我沒有能夠理解所得到的信息，沒有做到光明磊落，沒有能夠將眼光放得更長遠些。我對哥倫比亞號飛船的爆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些勇敢的人直指我們內心的醜惡，我們從內心深處試圖通過自我辯護來免遭失調的痛苦，但是靈魂卻在不停地自我拷問。為減少這種失調，我們多數人會花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來保護自我並維護自尊，以免覺得自己比其他人更愚蠢、更易犯錯誤。但多數情況下這種精力上的消耗是不必要的，琳達·羅斯仍然是一位很好的心理治療師，托馬斯·瓦尼斯也依然是一位很好的檢察官，格拉斯最終把父母接回了家。韋恩·黑爾被擢升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約翰遜航天中心的總負責人。
聯想一下自己的情況吧！如果我們聽到自己的配偶、父母或長大成人的子女說：“我要對自己所犯的錯誤負責。我們總是為了這個事情吵架，現在我知道了，你是正確的，我錯了。”或者，在開會的時候聽到自己的上司說：“我希望在作決定之前，能了解到任何可能出現的錯誤。”一位嚴厲的檢察官在會議上宣布：“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忘記重審一件案子，那個案子剛剛有了新的證據，由於我的失誤讓無辜的人進了監獄。我會道歉，但是僅僅道歉是不夠的，我會重新檢查審判過程中的錯誤，不會再讓無辜的人蒙冤。”
我們會怎樣看待這樣的人呢？我們會失去對他們的尊重嗎？事實上，如果他們是我們的親人或朋友，我們會感到失望和羞愧。“上帝啊，哈裏真的承認了這麼大的一個錯誤！這個人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他們是專業人士或政治領袖，你便會認為如果有更厲害的人物來處理，也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最後一個勇於向全國人民承認錯誤的美國總統是約翰·肯尼迪。他輕信了高層軍事專家的言論和錯誤報告，那些人告訴總統一旦美國侵占了古巴海灣，那裏的人們便會歡呼雀躍並團結起來推翻卡斯特羅政權。事實證明，這次入侵是一場災難，但肯尼迪從中吸取了教訓。他重新組織了智囊團，並表示以後決不會輕易接受軍隊的建議，這個改變讓他成功地擺脫了隨後的古巴導彈危機。在入侵古巴海峽之後，肯尼迪曾對采訪他的記者說：“政府正確對待了這次失誤，有個智者說過，‘如果不盡快改正，失誤就會變成錯誤’。沒有爭論和批評，政府和國家就不能取得任何勝利——共和政體也就不會存在。這次入侵古巴海灣的行動失敗了，所有的責任都在我，是我一個人的錯誤。”肯尼迪的支持率因此大增。
我們需要聽到類似的話，我們也渴望聽到類似的話：“我繃緊了神經。我必須保證再也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並不是每個領導人都可以領會到肯尼迪講話的精髓，就像羅納德·裏根在伊朗門事件中的反應，我們可以將此歸結為：“我本人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但這發生在我所領導的團隊中，所以我認為自己也應該承擔一些責任。”這類說辭是不能奏效的。極受尊重的民意調查研究者丹尼爾·揚基洛維奇報告，盡管民意測驗發現，公眾對我們這些重要的民意調查機構往往心存疑慮，但在這種表麵現象的背後卻是對誠實和正直的“真誠渴求”。“人民需要這類機構透明化運作，”他說，“將人們的真實麵貌向外界展示，按自己所認可的行為標準去生活，表現出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心。”
民眾需要的是權威者們爽快地承認錯誤，而不需要他們含糊其辭或者拖泥帶水。以下所舉的這個例子，是關於最近在醫療係統內部興起的一項活動，這個活動鼓勵醫生和醫療單位勇於承認並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在這裏所談論的，是人們在誠實方麵犯的錯誤，這是人性的弱點，而不是那些因不負責任所造成的事故。）一般認為，大部分醫生在診斷和治療的過程中，會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意見，否則容易招至醫療糾紛。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對醫院的調查顯示，當醫院和醫生為自身的錯誤道歉後，患者一般是不會起訴醫院的，錯誤被及時糾正後，類似的情況就不會再發生。外科醫生兼哈佛大學公共醫療政策教授盧西安·李珀說：“對於患者來說，醫生做出承諾不會再犯同類錯誤，這使得患者的病痛有了意義，這比堅持做醫療鑒定重要得多。”
醫生進行自我辯護的第二個理由是，承認錯誤會使醫生喪失“無所不能、從不犯錯”的光環，而這個光環是患者相信醫生診斷的重要依據。這個觀點也是錯誤的。試圖建立醫生無所不能形象的人總會失敗，甚至會背負鐵石心腸和傲慢自大的罵名。患者和他的家人可能會悲傷至極，因為醫生沒有告訴他們病情的真相並為之道歉。事實上，一位稱職的醫生在明知自己犯了錯誤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自信滿滿，就像一般人勇於承擔錯誤的後果一樣。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外科醫生理查德·弗裏德曼曾經非常成功地概括了勇於承擔後果的困難和收獲：“像所有的醫生一樣，我的職業生涯中充滿了錯誤。”在一次治療中，他忽視了患者可能出現的藥物反應，導致患者死亡。“不用問，這次失誤搞得我幾乎發瘋。我不清楚問題出在哪裏，但是我清楚這的確是自己的責任，所以我向家屬如實奉告並道歉。他們最初感到震驚和氣憤，並很自然地向我和醫院發難，但是最終他們認為這是一次真誠的賠禮道歉，也不再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大部分患者能夠原諒技術上的失誤，而不能原諒良心上的錯誤。”
寬恕一個真正認識到自己錯誤的人，並不隻是神職人員的責任。當我們被迫麵對自己的錯誤並勇敢承擔的時候，獲得的是令人激動和放鬆的體驗。職業顧問鮑布·卡頓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那時他負責在非營利的國際會議上組織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就是關於純粹、簡單的“錯誤”，有20個國際組織的領導人參加。卡頓告訴他們，參加這個研討會的唯一條件，是告訴大家自己作為一個領導人的犯錯經曆，不要試圖通過改正錯誤的過程來抹掉它，也不要回避那些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他不允許那些領導人來粉飾這些錯誤，也就是說“要與錯誤同在”：
當我們還沒有察覺的時候，錯誤已經在慢慢逼近。在事情做到一半的時候，高級官員可能已經犯下了大錯，譬如，由於沒有按時獲得一筆撥款而導致所在的機構損失成千上萬美元。參與者往往很難麵對這樣的錯誤，他們會講述某次成功的或者彌補過失的救贖故事。我嚴格執行了會議的規定，禁止他們有任何挽回顏麵的行為。研討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笑聲已經充滿了整個會場，那些聽起來近似神經質的笑聲，是對巨大壓力的一種宣泄。那笑聲特別刺耳，以至於吸引了其他會場的人。
卡頓的訓練告訴我們，實事求是地說出“嘿，我確實把事情搞砸了”這句話而且不提供任何的借口進行自我辯護（如實事求是地說出“我犯了個低級錯誤”，而不是說“我丟球是因為陽光刺到了我的眼睛”、“剛好有一隻鳥飛過”、“因為陰天”、“因為一個球迷喊我傻瓜”），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一位朋友在參加了一日駕校學習後告訴我們，當那些違規者前來報告自己違規的情況時，驚人一致的情形出現了：沒有人對自己的違規行為負責。他們都在為自己超速駕駛、無視停車標誌、闖紅燈、違規進行U型轉彎的行為辯護。他對那些冗長而牽強的借口感到非常厭倦。輪到他的時候，他最初也有同樣的衝動並因此感到羞愧，但最終還是戰勝了自我。他說道，“我闖了紅燈，我充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感到非常後悔”，在片刻的寂靜之後，會場內因為他的坦誠而爆發出歡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