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天，鄉村小鎮荒涼的陽光照耀著我們同樣荒涼的腦袋，在瑟瑟秋風中，我們坐進了簡陋而陳舊的教室，這是高中最後一年了，新上任的班主任於康水老師說：“誰不好好幹，現在就給我滾回家！”
眼看就要高中畢業了，我們這些“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中學生除了學會了抽煙、喝酒、打架、偷公社林場西瓜外，文化課基本上一竅不通，這筆賬當然算在“四人幫”頭上，可“四人幫”又不能代替我們考大學。讓我們這些遊兵散勇以半文盲的實力在十個月考大學，沒人相信。所以高考對於我們來說，幾乎就像一九五〇年逃到台灣的蔣委員長號召一幫殘兵敗將反攻大陸一樣，不過是一種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我希望畢業後當一個拖拉機手，那時候在鄉下開拖拉機跟今天在城市裏開“奔馳”一樣，充滿了世俗的光榮和自豪。
然而，於老師當班主任，我們注定了要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意誌下製造神話。鄉村教師奇缺，於康水老師承擔起了我們文科班的語文、曆史、地理三門課程，還要輔導政治。我們考大學是從名詞、動詞、夏商周年代、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開始的。這是初一和小學的內容。
剛剛批判“師道尊嚴”還沒三四年，於老師就又成了“師道尊嚴”的代表，他瘦弱單薄的身體穿行在季節的風中，眼鏡片後麵是嚴厲而逼人的目光，同學們像老鼠麵對貓一樣麵對著這位冷酷無情的班主任。時間太緊，一切像救命一樣刻不容緩，對於我們這群長年不學無術無法無天的學生，做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沒時間，也沒效果。於老師很幹脆，對我們實行強化訓練、強製學習、強迫守紀、強硬態度，有點類似於曆史上特殊時期的戒嚴、軍管。晚上十一點睡覺，早上五點半起床，中午午休一小時，誰都不能有一分鍾彈性和違規，我們每天學習在十六個小時以上。那一年冬天雪很大，我們五點半起床後繞著鬆林跑步，然後在雪地裏做操，於老師喊口令，身先士卒。一天大雪紛飛的早晨，我們組有一個同學遲到一分鍾，於老師罰我們全組的同學在教室外走廊裏上早自習，一個半小時下來，凍得我們手腳冰涼骨縫透風。這種“連坐”的嚴厲懲罰並沒有人敢反抗，因為我們組違反了紀律。此後，大家的集體主義就大大增強了，起床都要相互叫著，一個都不能少。
平時於老師像影子一樣和我們寸步不離，每天早晨五點半之前，於老師是第一個到教室打開燈，他慢慢地喝著茶看書或改作業，等同學們都來了，一起出門跑步做操。如果於老師偶爾去縣城拿資料或去小鎮上買糧去了，及時就有情報傳到教室，教室裏六七十個英雄好漢炸成了一鍋粥，又打又鬧，亂成一團，因為學習確實對於大多數同學來說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學生幹部誰要是敢管一下，打架高手掄起拳頭就要揍，於老師逮到破壞紀律和鬧事的，罰站、罰挑水衝洗教室、逐出課堂，憤怒至極時，於老師掄起教鞭劈頭抽去，他有一根從不離手的黃楊木教鞭，指認地圖兼具懲罰違紀者。於老師目光如刀，語文尖銳。“誰想造反，滾出去，‘四人幫’已經倒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