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誰？他跟我們有著怎樣的關係？這在當下的中國早已不是什麼問題了。
但我們也許會問：為什麼這樣一個人物始終“跟隨”著我們成長？從小學課本裏的偉人成長故事到中學教材裏一篇接一篇的魯迅作品，直到我們今天的大學生活，魯迅依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主幹課程的重中之重。也許有人已經在私下裏不止一次地疑惑道：憑什麼？憑什麼就是“這一個”如此緊密地進入了我們的知識體係？
然而，平心而論，其實並不是魯迅本人在“跟隨”我們的人生，不是魯迅一定“要”進入我們的知識係統，因為他早在1927年9月就曾說過：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以魯迅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設想，還有他那深刻的“中間物”意識來說，他顯然無意“占領”曆史，甚至根本不看好這種“占領”的意義。然而，事與願違，恰恰是作為曆史後人的我們常常主動地“拉拽”著他，“牽扯”著他，或者說，“魯迅之後”的曆史似乎很難離開魯迅的身影——無論身處這段曆史中的人們怎樣具體地估價魯迅的意義：是將他送上光明的巔峰，還是打入晦暗的深穀。
毫無疑問，這一現象是中國曆史與文化的奇觀，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一、現代中國的“兩極牽掛”
魯迅在“魯迅之後”的曆史中的命運似乎首先就表現為一種獨特的“兩極牽掛”。
所謂“兩極”，就是曆史評判的兩個端點。魯迅的奇特之處就在於，對他的評價幾乎從一開始就被置於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體係之中，而兩種判斷體係又都不斷在針對魯迅“說話”。
魯迅的價值首先是由先進的革命者發現和肯定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無論是長期進行艱苦卓絕鬥爭的共產黨革命人士還是尚在“革命”曆程中的國民黨人士都相當“看好”魯迅這一文化資源，國民黨即使在執政之後，也並沒有立即放棄對於魯迅加以“利用”的企圖。魯迅與國民黨關係的全麵惡化是在1930年以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位早期共產黨人——柔石、瞿秋白與馮雪峰以自己的真誠贏得了魯迅的信任，並最大程度地影響了魯迅的政治傾向。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反響折射出了當時各種政治力量對魯迅意義的不同估價與認同程度。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在唁電中高度評價了魯迅的價值，這充分體現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對魯迅的高度重視。《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奉魯迅為“中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權威、文壇上最偉大的巨星”，稱魯迅的逝世是“中華民族失掉了一個最前進最無畏的戰士”，“中華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補救的損失”。1937年，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發表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演講，他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新中國的聖人。”（《魯迅論》）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從根本上鞏固了魯迅在1949年以後的政治地位。
魯迅也曾被另外的一些人打入曆史評價的低穀，這裏所謂的曆史評價還不包括國民黨專製政府刻意的政治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首先是在柔石、馮雪峰、瞿秋白這樣的革命青年那裏找到了知音，但也在不斷“革命”、不斷追求最新、最進步思潮的創造社、太陽社青年那裏遭到了“落伍”的攻擊。這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學”論爭。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正在以自己的“方向轉換”而重新崛起的創造社、太陽社青年將魯迅當作自己宣揚“革命文學”的絆腳石。攻擊魯迅的還有作為現實體製維護者的其他文人，如陳源、蘇雪林等。在他們眼裏，偏激的魯迅顯然有煽動社會動蕩的危險。蘇雪林歸納魯迅的危害有：“一日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二日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三日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這是站在“黨國”立場上之“憂國憂民”。
包括曾經是魯迅朋友的人也會表明自己與魯迅的差異，如林語堂。他在《魯迅之死》一文中如此超脫地表態說：“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魯迅乃獨坐燈下而興歎。此一歎也，無以名之。無名火發，無名歎興”，“火發不已，歎興不已，於是魯迅腸傷，胃傷，肝傷，肺傷，血管傷，而魯迅不起，嗚呼，魯迅以是不起。”
新時期，在魯迅研究進入一個嶄新階段的同時，對魯迅的各種質疑、指摘也開始出現。1985年《雜文報》上曾經刊登了一位在校大學生對魯迅雜文價值質疑的文章，在魯迅“絕對神聖”的時代，這還是相當少見的。同年，《青海湖》雜誌上也刊出了一篇挑戰魯迅創作價值的《論魯迅的創作生涯》。
直到新世紀之交，關於魯迅文學文化成就的爭論依然在繼續。1998年青年作家韓東、朱文等在《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一文中認為，“魯迅是一塊老石頭”，“其反動性不證自明”，甚至提出“讓魯迅歇一歇吧”。作家王朔也將他調侃的鋒芒對準了魯迅：“在我小時候，魯迅這名字是神聖的，受到政治保護的，‘攻擊魯迅’是嚴重的犯罪，要遭當場拿下。直到今天，我寫這篇東西，仍有捅婁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感覺。人們加在他頭上的無數美譽：文豪！思想先驅！新文化運動主將！骨頭最硬！我有一個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齊天大聖’。”學者葛紅兵則發表了著名的“悼詞”：“魯迅，這個被人們當成了一種理念、一種意誌、一種典範，甚至被捧到了民族魂的人，又當如何？發生在他留日期間的‘幻燈事件’已經成了他棄醫從文的愛國主義神話，然而他真的是這麼愛國嗎？既然愛國，他為什麼要拒絕回國刺殺清廷走狗的任務？徐錫麟，他的同鄉能做的，秋瑾，一個女子能做的，他為什麼不能做？難道他不是怯懦嗎？魯迅的棄醫從文與其說是愛國的表現，不如說是他學醫失敗的結果，相比較而言，他的醫學成績實在是不敢恭維，甚至他所敬愛的藤野先生對他的醫學課堂筆記和考試成績也是非常不滿意的，魯迅的課堂筆記交到藤野那裏總要被改得一塌糊塗，改動之多似乎魯迅不會做課堂筆記。一個號稱為國民解放而奮鬥了一生的人卻以他的一生壓迫著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給朱安帶來的痛苦，使他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壓迫者。”
無論是曆史的哪一“極”，都在牽掛著魯迅的言論，都不能繞開魯迅昂然而行，似乎魯迅的存在始終是他們前進道路上的一個“結”。
值得一提的是，魯迅對自身這樣的命運與存在體現出了一種相當的“自覺”，就是說，能夠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之“結”，這本身似乎也是魯迅生前的某種自覺追求。
二、“結”——魯迅的自我體認
魯迅有很多深刻的論斷似乎一直在預言他在中國曆史中的命運。
魯迅在《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中說：“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成傀儡了。”在《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中也寫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街，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這種身不由己的預言足以概括魯迅在其身後的諸多遭遇。
然而，魯迅是決心挺立在這個他並不習慣的世界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就是要刻意成為人們繞不開去的“結”。他在《墳·題記》中說：“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隻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麵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寫在（墳）後麵》也申明：“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