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榮。
一。
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誕生快60年了，如果從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算起，則更早，已有80多年的曆史。在這漫長的曆史時期中，經過數代研究者的努力工作和持續貢獻，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已相當完備且較為成熟了，這是學術界公認的。但是，中國現代文學還存在著許多不清楚、不確定的問題。這自然不奇怪。每個學科都不是一成不變之後才宣布誕生的，且都是在不斷探索研究中發展成熟的，有的學科發展了數十年，連學科涵義都沒有確定，有的學科經過數十、數百年的曆史，最後又被其他學科取代、吸納而消亡等，也是所見的事。因此，對於學科內容的發展、闡釋、厘定、擴充等都是常有的事，屬於學科研究的範疇。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存在不清楚和不確定，才表明了學科的活力，對於不清楚和不確定的探索推動了學科的發展——學科的魅力正在於此。所以，我們敢於麵對和迎接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中的不清楚和不確定的對象，且進行深入不懈的探索，以期完全徹底地解決問題，並在此過程中促進學科的發展與完善。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許多不清楚和一些不確定的內容中，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是一個困擾研究者的難題。中國現代文學，通常是指“五四”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時期的文學，具體地說，是1917年1月至1949年7月之間產生的文學，標誌是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概念存在著它的狹隘性，既忽略了此前長期醞釀發展的現代意識和文學的改良與變化，又截斷了現代文學傳統在當代的傳承與發揚光大。於是，研究者便上溯近代、下延當代，對現代文學進行了拓展式的研究。此間，一個最響亮的口號是由陳思和等提出的“重寫文學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除了對“五四”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時期的文學進行新的闡釋，對文學規律進行新的概括外，還對近代文學的現代轉型和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係進行梳理研究。一種較為通行的方法是打通現當代，或者以“中國現代文學”包涵中國當代文學，或者把現當代合並，稱“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的學科設置也如此：國家標準學科分類稱“中國現代文學史”，教育部全國一級學科專業目錄中二級學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同時，許多大學把原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兩門課合為一門，有的稱“中國現代文學”，有的稱“中國現當代文學”。近代文學在現代文學的擴展中似乎沒有取得與當代文學同等的地位。但近代文學的研究實力相當雄厚，許多學者如陳平原、楊聯芬等投入其中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海外學者王德威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質問為學界普遍接受。而中國現代文學史一般都從近代講起。在此過程中，出現較早、影響巨大的是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人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這個觀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打通”中國近、現、當代文學，而是把從1895年“公車上書”以來的20世紀文學作整體觀。在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中，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概念融入其中而消失了。隨後，有多本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為名的史書出版，許多論文在此題下發表，“20世紀中國文學”成為研究者觀察認識文學問題的思想觀念。但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並沒有取得學科地位，這一方麵是因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實在太複雜；另一方麵是因為漫長的中國古代文學不按世紀劃分，簡言之，中國文學的發展不以世紀為單元。所以，20世紀文學很難通行，就連首倡者之一的錢理群也沒有去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他影響最廣泛的史書是與溫儒敏、吳福輝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上述工作表麵上看隻是一個時間問題，由30年到80年，再到100年，實質上是文學史觀的變化，即怎樣看待中國近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和20世紀文學的問題，隻有概括出一個時段內文學的麵貌特征及其發展的共同特點和規律，才可能把它們組合在一起。所以，近30年來，研究者對文學的特點和規律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多樣的概括，例如，對於自由主義文學的闡發，對於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的疏浚，對於先鋒文學的探討，對於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外國文學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對於文學史料的全方位發掘等等，都關乎現代文學總體概括的研究。其中，關於先鋒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格局的討論是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大討論。此論由陳思和提出，經吳福輝、吳曉東等專家的推進，形成了較為明確的認識，即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先鋒文學和常態文學交替發展的曆史，常態文學是基本的較為穩定的文學形態，先鋒文學則起到刺激、引導和推動文學發展的作用。一種先鋒文學經過一段時間試驗，逐步為大多數人接受就變成常態文學而失去了先鋒性，這時又出現了新的先鋒文學刺激、引導和推動著常態文學，進而實現新的一輪交替，如此往複，構成了20世紀文學的基本麵貌。這種史觀無疑具有概括力，尤其是對外國文學思潮和流派對於中國文學所起的作用肯定充分，但對於中國傳統文學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所起的變異甚至決定作用未加以重視，而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間資源則沒有足夠的認識，所以，這種文學史觀仍然難以得到推行。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重寫文學史”的主張提出，至今已20多年了。在這20多年裏，研究者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史觀進行了多方麵探討，得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觀念，指導了20餘年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並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我還是要不無遺憾地說，那種能夠全麵準確地概括中國現代文學或者20世紀中國文學的線索、特點和規律的史觀還沒有被提出來。
二。
為什麼難以尋求準確、全麵的中國現代文學或者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呢？其根本原因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複雜性有關。
20世紀的中國，說具體一些是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經曆了三個朝代，不，是三種社會製度的更替。這在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也罕見。唐朝之後，有五代十國，國家不可謂少，但無非是封建國家的改朝換代，社會性質沒有改變。周朝末即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若幹個國家，開始了奴隸製社會向封建製社會的轉化，但各個國家相互並列或另行組合，並沒有改變社會性質，至大一統帝國秦朝建立，才完成了朝代的更替和社會製度的轉變。唯有20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由封建製度轉變為以資本主義為主體的製度，再轉變為社會主義製度，國家名稱由清朝到中華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社會性質的“三級跳”。社會體製的急劇變化，帶來了社會文化和思想意識的急劇變化，所以，20世紀上半期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都是相當複雜的。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文學30年，正好處於三種社會製度中間一種之內，這就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學是推翻了封建主義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盡管不充分)條件下的文學。同時，中華民國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又是無產階級壯大的社會，同時還是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存留的社會，而資本家在取得政權以後，即變為反動階級，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於是，20世紀上半期便存在著兩種階級鬥爭和兩種社會革命。兩種階級鬥爭，一種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階級的鬥爭，一種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反對帝國主義是中國各階級的共同任務。兩種社會革命則是推翻封建王朝後，接著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在這種曆史環境中產生的文學必然有其複雜性。更為複雜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發展不健全，具有軟弱性，不能獨自承擔並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一任務便落到了無產階級的肩上。無產階級一麵反對資產階級，另一麵又和資產階級一道反對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於是構成了異常複雜的情況。有時候，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有時候，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水火不容。我們看到，在要求民主、自由、科學、現代化的目標上，兩大階級一致，但在對待利益、政權和平等地位等方麵卻針鋒相對，你死我活。因此，在這段曆史時期中，既有資產階級的文學，又有無產階級的文學，還有反映兩個階級共同思想利益的文學，文學的複雜性明顯。
在中國現代文學上伸下延過後，本來已經相當複雜的現代文學就更為複雜難辨了。晚清以來，既有社會改良的要求和民主主義思想，又有強大的封建意識，且許多進步人士的思想是保皇安民，忠君行孝，與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人民大眾思想對立。這時候的文學，雖然有一些現代意識，但其局限性很大。要把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捏攏，歸納出一致的思想內容、藝術特點和文學形式是困難的。這大概就是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至今未能融為一個學科的原因。雖然大家都認可“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但晚清和“五四”又絕不是一回事，它們隻是萌芽與禾苗的關係，現代文學可以從晚清寫起，但晚清文學並不是現代文學。在“百年文學史”（1840-1949)主張聯通近現代的同期，出現了“打通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張。研究者不滿於現代文學僅短暫的30年，要使它成為發展的活的文學，而更為主要和實質性的則是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思想性質、文學形式和風格特點相一致。在我們的觀念中，現代文學是人民大眾的文學，當代文學更是人民大眾的文學，其領導階級都是無產階級，其創作隊伍有延續性，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文學與“五四”文學在精神上的緊密聯係等。由於這些條件，如上所說，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合並而成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取得了學科地位，許多學校把它們合為一門課。但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畢竟有許多不同，例如，現代文學的批判精神到了當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頌歌；現代文學的悲劇色彩和悲涼風格在當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劇和喜劇以及樂觀昂揚的格調；現代文學注重對於人性的發掘與抒寫，著重揭露人性的陰暗麵，當代文學側重階級和集體的描寫，歌頌人性的美好。這種情況主要表現在“十七年”。至70年代末起，發生了變化，文學繼承“五四”文學優良傳統，寫人性，寫悲劇，注意揭露和批判，並且形成了不同的探索和多種風格流派，但文學思想的廣度和深度仍不能跟“五四”時期相比，既沒有“五四”文學的意氣風發，也沒有“五四”文學的豐富多彩，甚至沒有產生出“五四”及現代的文學大家。這是為什麼？是兩種社會的體製不一樣，社會思想意識也不一樣。現代是資產階級專權，而資產階級思想從來沒有統占過全國，當代是無產階級專政，政權是高度集中統一的。現代社會的任務是批判、鬥爭、奪取政權，當代社會的任務則是建設、發展、富強。大體說來，批判需要多種思想和方式，建設則需要統一、團結、集中、和諧，不允許破壞的力量存在。文學屬於意識形態，決定於社會存在，因此，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雖然有諸多聯係，但本質和特點仍然是不同的。正因為此，現在的情況仍然是現代文學研究會和當代文學研究會各行其是，研究者可以腳跨兩邊，也可以獨站一頭，但不能強行捏合。教學上即使將現、當代文學排為一門課，但無法把現代文學思想貫穿於當代，自然也不能用當代文學思想去講授現代文學。一句話，中國現、當代文學貌合神離。弄清了現代文學與近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不可調和的道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難以成立的原因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