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了水的艱難
1969年我被下放到平穀農村勞動，不久，市裏又要辦農機試點，便把我抽調到大華山公社“幫助工作”。這次的農機試點共有四處：四季青公社代表菜區，大華山公社代表山區，通縣小海子大隊代表平原，順義北軍營大隊代表丘陵區。這四個社隊基本上概括了京郊農業機械化“因地製宜”的不同需求，比1960年農機試點的規模小得多，由農機局與試點社隊合辦，專職人員十幾個，資金十幾萬，堅持辦了十幾年，出了許多好經驗。我“蹲點”的李家峪大隊曆來缺水。集體建有蓄水池，家家挖了小水窖，以積存雨水。每到旱季，蓄水池和小水窖也幹了，還得家家半夜趕著毛驢往返20公裏下山馱回兩桶水來。缺水，成了生產、生活最大的難題。在國家貸款和工廠支農隊的幫助下，李家峪鑽成了一眼百多米深的機井。當社員們吃到清甜井水的時候，真是欣喜若狂啊，由衷地歡呼共產黨萬歲！
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之後，“四人幫”的極“左”氣焰受到打擊，北京市數以萬計的下放幹部恢複了工作，我也回到市農機局--關係回城，人和行李還留在大華山--這是我主動要求的差事，繼續搞山區農機試點。有人說我傻。但我忘不了那“西漢木犁”和李家峪人民缺水的情景啊。我在平穀縣下放勞動和“蹲點”工作10年，結交了許多社隊幹部和農民朋友，無話不談，受益良多。後來我從事文學寫作，更相信這句話了：不了解農民，就不了解中國。
人生在世，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並不容易。有了在李家峪跟社員半夜下山馱水的親身體驗，我至今不能容忍浪費水的現象，不論在哪兒，看見水龍頭滴水，我就要去把它擰緊。尤其受不了招待所和賓館衛生間的“常流水”，非叫服務員來修不可，否則我就動手修，上街買零件也得修好。我曾寫文章問道：“咱們的衛星能上天，為什麼就解決不了馬桶漏水呢？”當然啦，工業和農田灌溉是浪費水的大戶。我對北京市下決心加強用水管理，包括提高水費，都舉雙手擁護。
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金鑰匙
計劃經濟的藩籬，阻礙著農業機械化的步伐。我多次參與製訂北京市農機發展規劃和年度生產、分配計劃，深知辦公室裏的計劃訂得再詳細，也跟不上千變萬化的實際需要。舉幾個小例子：我們按照順義縣的拖拉機保有量，一年分配給他們200個輪胎用的氣門針，結果拖拉機站根本買不到。哪兒去了呢？幾番調查，才發現是生產隊的馬車把式搶先買走了。馬車輪胎也用這種氣門針，卻沒有一個“馬車局”為他們製訂計劃。由於缺少氣門針，拖拉機就“趴窩”停用；為了幾毛錢一個的小零件，公社常派人到外地去買，花幾十元乃至幾百元差旅費，還未見得能買到。再就是請客送禮“走後門”，向機電供應單位“求援”。
“三夏”大忙季節，正在使用的手扶拖拉機軸承壞了，哪兒都買不到，生產隊長派機手進城，說了氣話：“買不著你就甭回來！”結果在這個夜晚，北京手扶拖拉機廠抓到了“小偷”（從停車場的新拖拉機上卸了一副軸承），保衛科剛要扭送他去公安局，又在那台新拖拉機的軸承座裏發現40元鈔票--正好是買一副軸承的價錢。農機局長聽說之後，深感內疚，叫工廠立即放人！向這位機手道歉，軸承讓他買走。並且在幹部會上說：“這件事暴露了農機經營管理體製的‘老大難’問題--隻生產整機，不保證供應維修用的零配件，這不成了卡農民脖子嗎？”話說得很透徹，可是這個“老大難”問題依然解決不了。
北京市生產手扶拖拉機較早，郊區的保有量較多，維修上的問題也多。豐台區有個真實的笑話：生產隊的一台手扶拖拉機經常出毛病，一壞，機手就趕著小毛驢把它拉到修配站去。次數多了，隻要往小毛驢身後一套手扶拖拉機，不用人趕，它就會自動拉往修配站。這樣的笑話，您聽了大概也笑不出聲來吧？
吃苦耐勞的中國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胼手胝足幾千年”，直到毛澤東同誌預計的1980年，也未能“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不是農機戰線的幹部職工不努力，更不是農民群眾不想機械化，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美好前景啊。那麼，發展緩慢的症結何在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製定的正確路線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從大的方麵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完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給各行各業帶來了勃勃生機，經濟建設突飛猛進，綜合國力空前提高，這就給農業機械化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掃除了前進道路上的若幹障礙（如前所述的種種弊端）。從農機事業上看，有兩個關鍵的“瓶頸”或“怪圈”被突破了：
農業機械化的資金從何而來？“等、靠、要”國家投資，沒有農民群眾的積極性（甚至還會挫傷積極性），怎能辦得成大事？而且國家也不可能全包下來。反過來說，農民群眾根本沒錢自行投資，在“小學生雙手捧著個雞蛋，到供銷社換半斤鹽，幾盒火柴，或者一枝鉛筆”的情況下，農民拿什麼買拖拉機呢？就算銀行撥給一些貸款，社隊也無力還貸，隻好“掛在賬上”，這填不滿的無底洞，是第一個“怪圈”。
農業機械化的優越性主要是解放勞動力和減輕勞動強度，那麼，節省下來的勞動力去幹什麼呢？我們的農機試點社隊就出現了這個問題，“人享機器福，馬長機器膘”，富餘的勞動力沒有出路，但是人人要吃飯，所以仍然跟著大夥兒一同出工，參加記工分和年終分配，造成“一個人的農活兒兩三個人勻著幹，一碗飯兩三個人分著吃”的窩工現象。生產隊的開支沒有減少，反而多了一份機器、油料、維修方麵的經濟負擔，或日“雙重開支”--機械化使得農業生產成本加大，工分值下降，社員變得更窮了，這是第二個“怪圈”。
怎樣突破的呢？靠的是鄉鎮企業大發展。京郊雨後春筍般興起的鄉鎮企業，給農村的富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在地少人多的情況下，從經濟利益上講，隻有當一個農民在工副企業裏創造的價值超過（或遠遠超過）他從事農業勞動創造的價值時，他們才能真正感受到機械化帶來的好處。也隻有農業機械化解放出大量勞動力，充實和促使鄉鎮企業大發展，農民才有力量向機械化投資，進一步提高機械化水平。這種良性循環，終於使人們找到了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金鑰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黨的富民政策，使北京郊區向著現代農業大踏步前進。我熟悉的這些地方變得更加可親可愛了。您還記得每年“龍口奪糧”時節，都要動員大批職工、戰士、學生下鄉幫助拔麥子嗎？現在靠聯合收割機，麥田裏看不見幾個人。順義的麥田最多，一周之內就能完成全縣的麥收工作。通縣大稿村的2000畝農田，從前要600個勞動力幹的農活兒，現在由16人的機務隊全部承包。節省下來的人員，幹工商業、建築業、服務性行業，青少年一律上學讀書。雖然糧食產量翻番，農業收入倍增，卻隻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幾。這樣的村莊多得很，農舍建築和設施不亞於城市，所以通縣、順義、房山都改為區了。
四季青鄉真正實現了“四季常青”，現代化溫室裏一年收獲八茬黃瓜，寒冬臘月也“頂花帶刺”，鮮菜、細菜全年均衡上市。外地（遠如海南島）的瓜果蔬菜也供應北京，冬天的菜市場裏也有幾十種鮮貨任你選購。北京人已經不必家家貯存大白菜了。當我聽說北京的大白菜也能出口時，真是欣喜之情難以言表啊。
“遙望大華山，石頭連著天，來到大峪子，磨破鞋底子”--這是我當年日記裏寫的實情。大峪子村是我住過的地方，村前有二百多畝荒河灘，我們試點幹部就發動村民在河灘裏種樹，先挖個一米直徑的坑，用試點的拖拉機從遠處運來黃土回填坑內，再運來核桃樹秧栽進去……如今已是果樹成林。望著那掛滿枝頭的青皮核桃，便想起“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老話。是呀，功在群眾，但這裏也灑下了我的汗水，內心還是有幾分驕傲，幾分欣慰。當年大華山的銀白杏隻賣2分錢一斤，靠人背驢馱運不出去呀，大多爛在溝裏，以致山泉帶酒味兒。柿子、紅果、大棗6分錢一斤，核桃、板栗一毛錢一斤，賣得如此便宜，主要是缺少運輸能力。那年柿子豐收，裝滿筐的柿子在公路兩邊擺了幾裏長，等待當地駐軍派汽車來幫助外運。現在大華山的大桃成了名品，坐飛機遠銷海內外。平穀縣有許多旅遊景區，“果秋”時節還開放多處果園，舉辦“采摘旅遊”活動--這種歐美中產階級的時尚，也飛到了京郊山區。
當我重訪李家峪時，這裏已經鑽有五眼深井。有自己的汽車、拖拉機，有商店、學校、工廠。更可貴的是他們堅持造林，遍山鬱鬱蔥蔥，“有林就有水”，“一片森林就是一座水庫”，涵養水源，改良環境，林茂糧豐，已經成為聯合國認定的水土保持先進單位。當我情不自禁地向外國遊客介紹“李家峪的水”時，沒料到老外也會說中國話“換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