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犯了什麼錯誤？”
“我什麼錯誤也沒有。”
“那為什麼要開大會批判呢？”
“鬼才知道。”
“那，他們批你什麼呢？”
“雞毛蒜皮。”
“政治部開大會，隻為雞毛蒜皮？”
“我從小就是個‘記吃不記打’的好孩子。6歲離開北京，冰糖葫蘆、栗子麵的小窩頭、豌豆黃、驢打滾兒，那麼多好吃的，什麼滋味兒，至今記得一清二楚；可是，今兒個白天，他們揭發批判我的那些惡言惡語，我已經把它忘到爪哇國去了！”我也難以控製感情，提高了聲調，“為什麼要記住那些卑鄙肮髒的語言呢？如果一定要記，誰往別人身上潑髒水，就讓他自己記著吧！人嘛，總有一天會良心發現，或者等著半夜鬼叫門！”
“我理解啦……”妻子見我發了火，不再多問。
這就是我可愛的新婚之夜。第二天--星期日，鄙人淩晨5點起床，騎車8裏路，趕回師政治部去繼續接受全天大會批判。
1957年，鄙人未被戴上“右派”帽子，繼續留隊當助理員。然而我這鐵打的漢子病倒了，肺病，住進陸軍醫院，“範大兵”常常折一枝潔白的梔子花，插在我床頭櫃上的花瓶裏--這玫瑰色花瓶是我花1元2角5分錢買的惟一的結婚紀念品。按說，肺病是結核杆菌傳染的結果，可是她卻勸導說，“人怕傷心，傷心就會傷身，發病。你應該發揚‘記吃不記打’的優良傳統。”
1958年“反右補課”，鄙人仍然未被“補充”進去。但也並不輕饒，給我來了個“光榮”複員，實際上是“清洗離隊”。妻子“範大兵”受我牽連，也複員“處理”了。
最痛心的，是此後20年我喪失了發表作品的權利。
在那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運動中，“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劫難逃，鄙人終於被打成了“漏網右派”。
此時我仍然熱愛文學，是北京農機研究所的科技秘書，被稱為“筆杆子”的那路貨色。說好聽點兒就是搞文字工作的，所以粗知漢字之深奧，鄙人寫報告，擬文件，時不時地也得搞點兒文字遊戲。然而小巫見大巫--對那些創造“漏網右派”、“脫帽右派”、“手裏拿著帽子的右派”、“重新戴帽的右派”、“死不悔改的右派”等等“文革語言”的發明家們，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鄙人受“群眾專政”、監督勞動的時候，隻要風聲一緊，譬如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或者外國要人訪華，召開重要會議，“專政小組”都要勒令我輩固守“牛棚”，不準亂說亂動。每逢此種日子，我那可愛的“範大兵”都會買幾包香煙，前來探視。她再不是“飯桶”小姐了，獨力支撐著被抄過的家，撫養著兩個剛上小學的女兒，根本不再問我“犯了什麼錯誤”，而是說，“彭老總、賀老總都挨批鬥，大年，你什麼也別怕！”
“我當然沒什麼可怕的。”
“我倒是怕你經不住考驗，不負責任地揭發別人。”
“放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做人最起碼的道德呀！”
任何事物都可一分為二。這些政治運動對我至少也還有一條好處，就是大大加深了我們患難夫妻牢不可破的感情。誰說我選錯了妻子？師政治部那位規勸鄙人“慎重考慮”的科長，你懂什麼！
好在我這“漏網右派”是造反派定的，不久，造反派失寵，我也就“解放”了，無須平反，無案可翻，但須下鄉勞動，改造思想，以煥發革命的青春。
遺憾的是，我這思想改造過來改造過去，還是想不明白，究竟為什麼在我結婚的日子召開批判大會？既然批了個底兒朝上，為什麼又讓我“漏網”了呢？
歲月飄忽，鬥轉星移。總算熬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一些老戰友也有了見麵的機會。我不願重提往事，何必讓人家難堪呢。倒是他們，也許屬於良心發現吧，不說出來就問心有愧，才分別地、零星地說了幾句，說法也不完全一樣。
趙大年和範季華銀婚紀念（1997年）。
“打右派是有指標的。要湊夠數兒……先打一網看看。”
“你還不知道‘火力偵察’嗎？發動群眾猛揭一通，看看你夠不夠格。”
“政治部主任也是好心。他聽了一天會，認定你沒問題，才叫你去結婚。否則，你剛結婚就戴上右派帽子去勞改，那不把人家新娘子也坑了嘛！”
“我們還不了解你呀，自幼參軍，多次立功……可我有啥辦法呢，不批？不瞪眼說瞎話？那，‘同情右派的就是右派’呀！”
他們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從字麵上講，往事，就是故事。我隻當做故事來聽。說說何妨，聽聽何妨？
據說，老年人的經驗是財富。“貧賤夫妻百事哀”是我們家的財富。時代進步了，我的女兒，一個在國外讀書，一個當導遊，都不顧家，也不懂得極“左”是何物？很可能丟失這份財富。我年過古稀尚未退休，還靠老伴兒支撐著半邊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