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邊社當年的宗旨與主要的活動其實都是圍繞著“留學生文學”這個主題展開的。晨邊社第一次正式聚會討論的題目就是“留學生文學”，當時的主講人是於仁秋。座談紀要先是發表於美洲《華僑日報》1987年8月24日的《海洋副刊》，後來又被上海《小說界》雜誌1988年第一期所轉載。當年10月，《小說界》編輯部又特地就留學生文學的創作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有十幾位作家、評論家和學者參加，包括當時晨邊社成員查建英（座談紀要見《小說界》1989年第一期）。與這次座談會相呼應，晨邊社聯合哥大東亞研究所及二十世紀史學會於1989年2月24日在紐約共同舉辦了一次“留學生文學討論會”。我在那個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留學生文學熱正在興起》的演講（全文發表於3月15日的美洲《華僑日報》），其中有一段話談到我對“留學生文學熱”的看法，現在看來也還沒有過時：
一個“留學生文學熱”正在海內外興起。在我個人看來，這個“熱”正方興未艾。留學生文學的創作和研究一定會形成更高的浪朝。這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目前有幾萬留學生在國外，有更多的在等著出國，再加上關心他們、羨慕他們、與他們有種種關係的人，少說也有百萬之數。這麼多人的不同命運、悲歡離合、多姿多彩的人生經驗與感受一定會要求文學的反映，文學也一定會反映它們。而且，尤其應當指出的是“留學生”這個群體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群體。它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產物。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要求革新中國的政治、經濟體製，也要求革新中國的文化。而留學生這個群體無疑在這個革新運動中起著先鋒、媒介、啟蒙者和領導者的作用，這是由他們的特殊身份注定的，也是他們出外留學的根本目的。留學生們親身體驗著中與西、新與舊的兩種文化、兩種價值觀、兩種社會體製，他們的身心成為這兩種文化、兩種價值觀、兩種社會體製相互較量、相互碰撞、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場所。他們是強者，也是弱者；他們是勇敢的先鋒，也是痛苦的“邊緣人”（Marginal Man）。他們對兩種文化都熟悉、都熱愛，然而又都有某一方麵的陌生和不滿。他們像某種兩棲動物，在陸地上的時候懷念水裏，在水裏的時候又懷念陸地。他們的內心深處有著比中國社會其他階層的人更多更猛烈的衝突，更強的責任感，更清醒的批判精神。因此，反映這個群體的文學不僅必要，而且必然有異彩。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期中，它將成為某種結晶性的精神記錄。
我這裏的中心論點是說出國留學其實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產物，留學生群體是現代化運動中一個非常特別、非常重要的群體，因而留學生文學也就必將成為一代中國社會轉型期中重要的精神記錄。這個論點我至今還以為不僅無需加以修改，而且還應當更加強調。對於留學生文學的重要性隻有站在中國現代化運動（而中國現代化運動也就是一部中國現代曆史）的高度才能夠真正看清、真正說透。
中國現代化運動開始於晚清，所以留學生文學也開始於晚清，但真正成氣候是在六十年代台灣留學生大量湧入西方（特別是美國）之後，這不僅因為五六十年代之後台灣留學學生的數目遠遠超過從前中國留學學生的數目，而且特別是因為六十年代台灣留學潮是發生在國共鬥爭之後。因為國共鬥爭遠不隻是兩個政黨爭奪中國的統治權而已，它在本質上是代表了世界現代化運動中的兩個模式——西方模式與蘇聯模式——之爭，因而有更深廣的意義，八十年代之後空前大量的大陸留學生湧向國外，也是這兩個模式之爭的某種形式的延續。如何超脫狹隘的意識形態的心態，而以更宏觀的曆史文化視野來看這兩個模式的互相影響與互相吸收，這或許正是當代留學生文學（大陸的與台灣的）必然特別致力之處和必然引人注目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