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1840～1939年）宗教學者，江蘇丹陽人。早年任上海徐彙公學校長。先後創辦震旦學院、複旦公學。
近代中國學者，很少有像馬相伯那樣有一個曲折漫長的讀書曆程。他幼年熟讀傳統經籍，青少年長期攻讀神學和自然科學，20世紀初又接觸新文化。馬相伯勤奮好學，善於思考。讀書很有成就。
他對數學饒有興趣，寫了一百二十多卷筆記
馬相伯五歲時入故鄉的私塾讀書。那時的私塾老師隻教識字句讀的方法，隻教字音，不講字義，一般兒童隻是像唱山歌般跟著老師莫名其妙地哇哇誦讀。這是中國舊教育的傳統方法，很難啟發學童的心智。從小好動且富有好奇心的馬相伯，看到新奇的事情便要問長問短，非要弄個明白。有一次，他跑到外麵拚命地追趕月亮，終是徒勞。又有一次，他登樓開窗，拿了一根竹竿想去敲月亮。他曾向師長提出了許多關於月亮的疑問，如月亮是活的嗎？月亮生在哪裏？到了每月的初三、四或二十四、五日，又要問為什麼月亮隻剩了半個？還有半個哪裏去了？然而，他的這些問題十有八九都遭到師長的訓斥，或者是被胡亂敷衍過去。
他入學先讀天主教經典，到了九歲，開始讀儒家書籍。老師是一個經學家，常常為了一個字引經據典。一次，老師講一篇八股文時，說這篇八股文曾為嘉慶皇帝所賞識，要以此文為楷模。他好奇地問：“皇帝也懂得做八股文嗎？”老師大罵：“胡說！皇帝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何況八股！”他卻不服氣，因為當時還年輕，並不把一般士大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所謂“聖明”的天子視為特別，隻覺得他也是一個平常的人。童言無忌，所以才敢提出那樣的問題。
他在自己的家鄉找不到一個可以滿足求知欲望的良師，便想到別的地方去訪求。一個冬天的晚上，十二歲的馬相伯瞞著父母，僅帶了幾十個製錢，獨自乘一隻小船航行了十天，從鎮江來到了上海，去新式學堂——徐彙公學報名讀書。
當時的新式學堂都是外國教會開辦的，充斥著濃鬱的宗教氣氛，但也注重學習科學知識。在那裏，他接觸到若幹自然科學、法文、拉丁文，其中對於數學尤感興趣。在初學代數、幾何、三角時頗覺艱苦，便在課餘常到土山灣（徐家彙）藏書樓的線裝書中去翻尋中國古代的數學，用於參考對比，深化自己的理解。最初，他看見外國書上的開方、勾股等不甚明了，查考了中國古算術中的開方，看到有什麼“赤方”、“王方”等算法，始恍然大悟。在研究數學時，他偶有心得或新的發現，常記之於冊，後來竟積至一百二十多卷，他把這些筆記擬了一個書名《度數大全》，可惜後來都散佚了。馬相伯回憶當年讀書的情形說：“我研究數學，幾乎發了狂，夜間睡覺的時候，仰視帳頂上，都隱隱約約、閃閃爍爍地出現了許多數目字，夢中也發現四處都是數目字，於是我始悟韓昌黎所謂：‘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實為篤學之士的甘苦之言！”
馬相伯不但沉醉於西方學術，對國文也頗有研究。他說：“中國人太不講求解釋，不但意圖囫圇吞，字句也是囫圇吞。中國的倫理學實在太不講究了，隻偏重行為一方麵，往往有了很好的意思，不求甚解，不想發揮。比如‘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什麼道，竟值得一死？又如‘無我’二字，‘我’字做什麼解釋？像這樣囫圇吞棗的說法，還能闡明學問麼？外國人不厭其解，外國人最好的是‘界說’，時人譯做‘定義’，凡界內的必須解釋清楚，界外的也要加以說明，此之謂界說。中國人不講求界說，更不講求邏輯；因此中國的倫理學也就太混統，說不出究竟。”因為馬相伯國文基礎好，學校便聘他為助教，教授其他低班的國文及經學。他一麵當學生，一麵做教員，學業比以前更有進步了。在徐彙公學，他一共讀了八年書，獲得文學科及宗教科的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