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動物都自然而然地與他們的生活資料成比例地繁殖，超過了這個比例沒有一種能夠繁殖。然而在文明社會中，隻有在下層人民中才因生活資料的貧乏而限製了人類的進一步繁殖；其途徑就是摧毀他們的多育婚姻所生下的大多數子女。
豐厚的勞動報酬使他們能為自己的子女提供較好的供應，從而能養活更多的子女，這樣自然就會拓寬和擴大上述限度。還有一點值得指出，上述限度的放寬程度必然會同對勞動需求所要求的程度盡可能地保持相同的比例。如果這種需求不斷增長，勞動報酬必然鼓勵勞動者結婚和生殖，使他們能用不斷增加的人口去供應不斷增長的需求。如果勞動報酬在任何時候比為此目的所需要的更少，人手缺乏不久就會使之提高；如其在任何時候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過度繁殖就會使之降到這個必要的比率。在前一種情況下市場的勞動存量不足，在後一種情況下市場的勞動存量過多，不久均會迫使勞動價格回到社會情況所要求的適當比率。正是按照這種方式，對人口的需求也像對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樣，必然調節著人口的生產；當其進展太慢時使之加快，當其進展太快時使之停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國家，在北美，在歐洲，在中國，正是這種需求調節和決定繁殖的狀態；它使得繁殖在北美迅速進行，在歐洲緩慢而逐漸地進行，在中國完全停止進行。
據說，一個奴隸的損耗使他的主人遭受損失；但是一個自由傭工的損耗則是使他自己遭受損失。可是，後者的損耗也像前者的損耗一樣，使他的雇主遭受損失。支付給工匠和各種傭工的工資，必須使他們能按照社會需求的增加、減少或停滯，維持工匠和傭工的人數。但是，雖然自由傭工的損耗同樣也使雇主遭受損失，一般卻比奴隸使他遭受的損失少。由於替代和修補的基金，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在奴隸的損耗方麵，普通是由漫不經心的主人或疏忽大意的監工經管的，而在自由人方麵，用於同一目的的基金則是由自由人自己經管的。富人持家中一般流行的雜亂無章自然也會浸入對前者的經管，而窮人的嚴格節約和精打細算自然也會在後者的經管中得到貫徹。在這兩種不同的經管下，同一目的一定會要求不同程度的支出去達到。因此，從不同時代和國家的經驗來看，我相信自由人所完成的工作會比奴隸所完成的工作終歸要價格低廉一些。即使在波士頓、紐約和費城這些普通勞動工資非常高的地方，發現情況也是如此。
因此，勞動的豐厚報酬既是財富增長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對勞動的豐厚報酬的抱怨，就是對最大的公共繁榮必然產生的因果關係的惋惜。
或許應當指出，正是在進步狀態中，即不是在社會已經達到極端富裕的時候，而是在它不斷變得更加富裕的時候，勞動貧民即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是最幸福最舒適的。在社會處於停滯狀態時，生活艱苦；處於衰落狀態時，生活悲慘。進步的狀態對社會所有各階層的人民實際上是一種令人愉悅的和心滿意足的狀態。停滯的狀態是枯燥無味的，衰落的狀態是令人悲傷的。
勞動的豐厚報酬鼓勵人口繁殖，又增進普通人民的勤勉。勞動工資是對勤勉的激勵；勤勉也像所有其他的人類品質一樣，越受到鼓勵就越增進。豐富的生活資料會增加勞動者的體力；改善生活狀況的美妙希望，或許在豐衣足食中終其一生，這會促使他去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工資高的地方我們總是看到工人比在工資低的地方更加積極、更加勤勞、更加敏捷；例如，在英格蘭就比在蘇格蘭不同，在大城市周圍就比在窮鄉僻壤不同。誠然，有些工人如果能在四天之內賺到一星期的生活費，那三天就不工作。然而，這決不是大多數人的情況。反之，當工人通過計件工資得到豐厚報償時，常常操勞過度，在幾年之內損傷了自己的健康和身體。在倫敦，以及在某些其他地方，據說一個精力充沛的木匠不能維持到八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計酬的許多其他行業也發生類似的事情；如像在製造業中，甚至在工資比普通高的農村勞動中，工人一般也是如此。幾乎每一類工匠，由於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中操勞過度，常患某種職業病。拉穆誌尼（Ramuzzini）是一個著名的意大利醫生，曾經寫了一部有關這種疾病的專門著作。我們不把我們的士兵算做是我們中間最勤勉的人。但是當士兵們從事某種具體工作並且通過計件得到豐厚報酬時，他們的軍官們常常不得不為參加工作的人規定每天賺得的錢按支付的比率不得超過一定的數目。在作出這種規定以前，相互競爭和多得的欲望常常促使他們工作過度，以致因勞累而損害了自己的健康。常常有人高聲抱怨，一個星期中四天的緊張工作是另外三天偷懶的真正原因。一連幾天從事大量的勞動（不論是腦力方麵的還是體力方麵的）以後，大多數人都渴望放鬆一下，這種欲望如果不受到強力或某種巨大的必要性限製，幾乎是不可抗拒的。這是本性的要求，必須用某種恣縱去滿足，有時隻是悠閑自得，有時則需有娛樂和消遣。如果不依從，後果常常是危險的，甚至是致命的，或遲或早幾乎總是要帶來特殊的職業病。如果雇主們總是聽從理智和人道的命令，他們常常就會使自己的許多工人操勞適度而不是過於興奮。我相信可以發現，在每一種行業中，適度工作因而能經常工作的人，不僅能使他的健康保持得最長久，而且在一年之中能完成最大量的工作。
有人認為，在物價賤的年份，工人們一般比通常更懶惰，而在物價貴的年份則更勤勉。因此得出結論說，生活資料豐富會使他們的勤勉放鬆，而生活資料貧乏則會使之加速。比普通略為豐富一些會使某些工人偷懶，這是無可懷疑的；但是說這會影響到大多數人，說人們在營養不良時會比在營養充足時一般要工作得更好些，說人們在沮喪氣餒時會比在興高采烈時一般要工作得更好些，說人們在常常害病時會比在常常健康時一般要工作得更好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應當指出，饑荒的年份，在普通人民中常常是疾病和死亡的年份，這不能不使他們勞動的產物減少。
在豐富的年份，傭工們常常離開他們的雇主，去碰碰運氣，看憑自己的勤勉能贏得多少生活資料。但是同樣的食物價格低廉也增加了預定用於傭工維持費的基金，因而鼓勵雇主們，特別是農場主，去雇用更多的傭工。在這種場合，農場主期望用自己的穀物多維持幾個勞動傭工，會比將其在市場低價出售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對傭工的需求增加了，而答應供給這種需求的人數減少了。因此，勞動價格常常在物價賤的年份上升。
在缺乏的年份，生活資料的取得既困難而又不確定，使所有這樣的人急於回到雇主那裏去。但是食物價格昂貴減少了預定用於維持傭工的基金，促使雇主們寧願減少而不是增加現有雇工的人數。在物價貴的年份，貧窮的獨立工人也常常消耗了用來為自己備辦工作原料的少量資本，因而變成謀取衣食的雇工。工作崗位少而想要得到的人多；許多人願按低於普通的條件去得到它，因而在物價貴的年份傭工和幫工的工資常常下降。
因此，所有各種雇主在物價貴的年份比在物價賤的年份，常常能從他們的傭工得到更大的好處，發現他們比以前更加溫順，更加服從。因此，他們自然稱讚物價貴的年份更有利於生產。此外，地主和農場主這兩個最大的雇主階級，還有另外的理由樂於看到物價貴的年份。地主的地租和農場主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依存於食物的價格。可是，設想人們在為自已工作時會比在為他人工作時一般要工作得少些，那是最荒謬不過的了。一個貧窮的獨立工人，甚至比一個按件計酬的幫工一般更為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勞的全部產品，而後者則要和雇主分享這種產品。前者處於自己的分離獨立狀態，較少受不良同伴的引誘，這種同伴在大工廠中常常敗壞他人的道德。獨立工人比起那些按月或按年雇用、不論做多做少工資和維持費都是一樣的傭工來，優越性可能更大一些。物價賤的年份會提高獨立工人對幫工和各種傭工的比例，而物價貴的年份則會降低這種比例。
麥桑斯（Messance）先生是一個博學多才的法國作家，在聖艾蒂安選舉中擔任稅收官，他企圖通過比較在三種不同的製造業中所生產的貨物的數量和價值，來表明窮人在物價賤的年份比在物價貴的年份能做更多的工作：一種是在埃爾伯夫進行的粗毛織業；一種是麻織業，一種是絲織業，均在盧昂的整個地區進行。根據他由官署登記簿抄來的報告，所有這三種製造業中生產的貨物的數量和價值，在物價低廉的年份一般比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大；在物價最低的年份產物的數量和價值最大，在物價最高的年份，產物的數量和價值最小。這三種製造業似乎都處於停滯狀態，或者說，它們的產物雖然一年與一年略有不同，但是整個說來，卻既沒有後退，也沒有前進。
蘇格蘭的麻織業和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業，都是正在發展的製造業，每年生產雖然略有變化，但是數量和價值兩方麵一般都在增長。可是，通過考察它們已經公布的年度生產報告，我沒有發現它們的生產變化同每年物價的貴賤有任何明顯的關聯。1740年是巨大的缺乏年份，兩種製造業確實看起來生產下降很大。但在另一個巨大的缺乏年份，1756年，蘇格蘭的製造業卻比在普通年份進展更大。在美洲印花稅法廢除以後，約克郡的製造業確實生產下降了，直到1766年，產量才上升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及次年，產量大大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年，嗣後一直不斷增長。
所有向遠方出售產品的大型製造業的生產，與其說依存於其所在國的各年物價的貴賤，不如說依存於影響消費國需求的各種情況：依存於和平或戰爭；依存於其他競爭性製造業的繁榮或衰落；依存於主要消費者的高興或不高興。此外，可能在價賤年份完成的大部分特殊工作，從來不進入製造業和公共登記冊。離開雇主的男傭工變成了獨立勞動者。婦女回到父母身邊，普通從事紡織，為自己和家人添置衣服。甚至獨立工人也並不總是為向公眾出售而工作，而是受雇於一些鄰人，從事家用製造。因此，他們的勞動產品常常不列入公共登記冊中，這些登記冊公布的記錄有時十分誇張，而我們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卻常常據以虛幻地宣稱這個最大帝國是如何的繁榮或衰落。
雖然勞動價格的變動不僅不和食物價格的變動總是一致，而且常常完全相反，我們卻不能因此認為，食物的價格對勞動的價格沒有影響。勞動的貨幣價格必然受兩種情況的支配：對勞動的需求；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價格。對勞動的需求，依其是增加、不變或減少，即是要求人口增加、不變或減少，決定著必須向勞動者供應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數量；而勞動的貨幣價格就是由購買這個數量所必需的金額決定的。所以，雖然在食物價格低的地方有時勞動的貨幣價格很高，但是如果食物價格高而需求保持不變，勞動的貨幣價格還會更高。
正是由於在突然的和特殊的豐富年份對勞動的需求增長、在突然的和特殊的缺乏年份對勞動的需求減少，所以勞動的貨幣價格有時上升，有時下降。
在突然的和特殊的豐富年份，許多產業雇主手中的資金足以雇用比上年所雇數目更多的勤勞人民；這個特別數目的工人不能總是雇到。因此，不能雇到更多工人的雇主彼此競出高價，以求雇到他們，這有時就提高勞動的真實價格和貨幣價格。
在突然的和特殊的缺乏年份，情形恰好相反。預定用於雇用工人的基金比上一年少。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彼此競相削價以求得到工作，這就有時降低了勞動的真實價格和貨幣價格。1740年是特別缺乏的一年，許多人願意但求生存而工作。以後幾年是豐富的年份，比較難於雇到勞動者和傭工。
價貴之年的匱乏，通過對勞動需求的減少，傾向於降低勞動的價格，而食物的高價則傾向於提高勞動的價格。反之，價賤之年的豐富，通過對勞動需求的增加，傾向於提高勞動的價格，而食物的廉價則傾向於降低勞動的價格。在食物價格的普通變化中，兩種對立的原因似乎彼此抵消；這或許是勞動工資比起食物價格來，在到處都是更加穩定、更加持久的部分原因。
勞動工資的增長必然提高許多商品的價格（這是因為這種價格中所包含的工資部分提高了），從而傾向於減少它們在國內和國外的消費。可是提高勞動工資的同一原因，即資本的增加，傾向於提高勞動生產力，使較少量的勞動能生產較大量的產品。雇用大量勞工的資本所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極力將工作做適當的劃分和分配，使之能生產出數量可能最大的產品。為了同樣的原因，他力圖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工人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機器。在某一個工場的勞動者中所發生的事情，出於同一原因，在整個社會的勞動者中也會發生。工人的數目越多，他們就更加自然地劃分為不同的職業和工種。有更多的頭腦用於發明完成每一種工作的最適當的機器，這就更有可能實現這種發明。因此，許多商品由於這種改進，能比以前用更少的勞動生產出來，從而勞動價格的提高會被勞動數量的減少所抵消而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