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冬生
從1950年考入大連工學院到1990年離開大連理工大學，我在母校讀書、工作40年。由於我的工作崗位主要在政治理論教研室和一些係的黨總支，後來到黨委工作時，屈院長已經退出校領導崗位，所以沒有在屈院長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不過我畢竟在母校生活和工做了這麼長時間，腦海裏還是留下了屈院長深刻的形象。
屈院長給我第一次最樸素、也是最基本的教誨，是他在給我們新生的報告中、而且也是後來多次講話中一再強調的：“聽黨的話，跟黨走。”這是我在後來幾十年中信守的、經實踐檢驗是正確的基本信念。
屈院長長期領導學校工作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幾次決策。日後證明，這是對學校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決策。
1950年代初，他親自出馬誠請錢令希先生北上大連。幾十年來，錢先生以其對科學技術的獻身精神、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敏感的創新精神、善於團結他人和熱心扶植新人的團隊精神，推動了大工科研的發展和人才的成長，在學術上對大工做出了曆史性貢獻。屈院長不顧當年“左”傾政治氣氛的壓力，毅然引進尖子人才鍾萬勰，不僅壯大了以錢先生為首的力學隊伍，而且為後來學校廣納賢才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也是1950年代初，屈院長把主校區選在淩水河，這在當時是要有點遠見和氣魄的。盡管當年平地建起一座規模可觀的大學校園，任務相當艱巨，而每天上下班時刻浩浩蕩蕩的班車長龍在淩水河與市區之間來回奔跑，不知燒掉了多少汽油，這個決策為後來學校的發展預備了廣闊的空間，在淩水河建成了一個完整的主校區。
1980年代初，屈院長爭取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設在大工。這個培訓中心是根據1979年鄧小平同誌訪美時，中美兩國有關方麵關於美國幫助中國培訓管理人才的一個協定，由中國國家經委等與美國商務部合作舉辦的。當時，大工從“文化大革命”災難中恢複較快，設立培訓中心的物質條件也大體具備，加上大連環境優美；憑借這些優勢，屈院長果斷決定把原計劃分配給教授、副教授居住的一幢剛建成的宿舍樓撥給中心美方教授們居住，從而爭取到我國有關方麵和美方同意，在1980年把培訓中心設在了大工校園。1984年還開辦了基本上是美國模式的、我國第一個MBA班。當時，我國還處在對外開放的初期，對西方管理知識和實踐的了解幾乎是一片空白。培訓中心成了引進西方管理知識最早的渠道，不僅有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高、中層管理幹部和管理教學師資得以在那裏直接接觸和了解西方管理學，而且帶動大工管理學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更有意義的是，培訓中心對增強大工幹部、教師的開放意識，擴展他們的國際視野起了很好作用。以我本人為例，在1982年擔任黨委宣傳部長的同時，被培訓中心邀請去配合美方教授的組織行為學教學。感到這門以前聞所未聞的課程內容十分新鮮，也有實用價值，在初步的研究中覺得應當在正確方向指導下有分析地吸收其科學的成分。1987年，我擔任黨委書記兼培訓中心主任，在MBA班學員到布法羅實習期間，我以訪問學者身份考察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的管理。由於大工與該校的特殊關係，我的考察得到校方特別的重視和關照。我得以與校長、教務長、副校長、教授會主席、公安處處長、管理學院院長和多位係主任，以至學生會負責人等20多位人士，按照我事先提出的提綱麵對麵地交談，從而比較全麵、深入地了解了該校的管理實踐，得益匪淺，對後來在複旦大學的工作也很有幫助。
屈院長關心、愛護新幹部。1986年，我主持校黨委工作不到一年，就經曆了應對“學潮”的考驗。事情過後，有點疲勞。屈院長看到我嘴唇腫脹，一定要我去大連療養院療養，這是我第一次享受這樣的待遇。1990年8月，我打點行李準備前往複旦工作，他親自來到我居住的宿舍樓前送我，這是對我極大的鼓勵。
以屈院長為代表的當年創業的大工校領導們給一茬一茬繼任者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就是團結、勤奮、務實、清廉。這樣的好作風使學校避免了可能的內耗，保證學校上下各方集中精力發展學校的事業。
屈院長在領導大連工學院的幾十年中，為大連工學院的成長、發展殫精竭慮。我黨親手創辦和發展起來的這一所新中國的重點大學，凝聚著他的辦學理念、發展構思、重大決策、管理實踐、工作作風。屈院長本人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他熱愛教育事業，具有高度的事業心，懂得教育規律，尊重知識分子，尊重人才，富於遠見，有很強的行政管理能力。屈院長是一位傑出的高等教育家。我認為，這些特點也是新中國第一代教育家中不少人所具有的共同品格，正是現在新一代高校領導幹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必須認真繼承並加以發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