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屈伯川懂得知識分子，對他們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的委屈如同芒刺在背，很是同情，一有機會就要為他們仗義執言。1957年5月20日，他在主持校黨委召開的幹部教師座談會上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時，情不自禁地說了下麵一番擲地有聲、感人肺腑的“逆耳”之言。他說：“我感到大家心裏的話還很多，要繼續‘放’。我院的肅反工作有成績，但也有不少缺點、錯誤，平反工作也有缺點。思想改造上，有的老教師感到有很大的壓力，也傷了一部分老教師的感情。為什麼呢？我們不能把這些視為偶然的事情，而要追根，檢查我們的思想作風上，在執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上有何問題。希望大家提到原則高度，並希望提出解決的辦法。人們常說，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我看這問題要辯證地看。什麼錯誤都不犯是不可能的，但有些具體錯誤隻要你注意了，就可能避免。我們這次整風，就要避免犯過去的錯誤，不要再傷人民內部感情，特別是不要傷老教師、知識分子的感情。這個錯誤一定要避免，並且想辦法補救，真正做到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新的基礎上的團結。”當時，他的這番後來在反右鬥爭中遭到批判的話，溫暖了廣大幹部教師的心；今天讀來，仍使不少老同誌分外感動。
屈伯川說：“對教師既要充分發揮作用，又要培養提高。重點高校既要成為教育中心，又要成為科研中心。這就要求教師既能擔任教學工作，又能擔任科研任務”；“既能培養大學生，又能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這也是所有高等學校都應該爭取達到的目標。”為此，他在工作中想方設法提高教師的政治、業務素質。他熱心組織教師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1950年代親自為教職工政治夜校講授哲學，他采取以老帶新、派到國內外進修、到工廠農村參加實際鍛煉等有效措施來提高教師業務水平。
對教師，屈伯川唯才是舉，用其所長，決不求全責備。1962年，在廣州會議上，錢令希教授和著名力學家錢學森教授達成了一項人才交流的協議，想把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年輕有為的鍾萬勰調到大連工學院來。這個年輕人在業務上很有發展前途，但當時由於同情被錯劃為右派的導師錢偉長教授而被開除了團籍，作用不能很好發揮。錢令希回校請示屈伯川。屈院長全麵了解了鍾萬勰的情況，熱情讚同錢令希的意見：“一頭鑽進科學中去的人，是不會對黨有什麼壞心眼的。”他冒著風險把鍾萬勰調了過來。在兩位教育界老前輩的關懷下，鍾萬勰在新的環境裏如虎添翼，茁壯成長，在計算力學領域做了出色成績，1978年被越級晉升為教授，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身處逆境，屈伯川在“文革”中愛護人才、保護人才的赤誠之心絲毫沒有改變。在被接納為由工、軍宣傳隊掌權的“三結合”領導班子成員後不久，他就積極支持錢令希教授的建議，巧妙地讓中青年教師脫離你批我鬥的政治運動漩渦，一批一批地派到上海有電子計算機的工程單位去學習，結合工程實際開展科學研究工作。這些，都為大連理工大學的工程力學研究所能在這個領域走到全國的前沿陣地，第一批被評上全國重點學科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粉碎“四人幫”後，屈伯川深為教師隊伍的青黃不接狀況憂慮，提出“應把提高教師特別是中青年教師的學術水平，作為當前學校建設的關鍵來抓”。他在工作中，更加積極地采取措施來培養中青年教師。從1978年起，通過派出數百名教授、副教授赴國外考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派出數百名中青年教師出國深造，邀請國外著名專家來校講學任教，聯合召開學術會議等方式，來努力提高師資水平。
大連理工大學很快能躋身於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列為國家重點建設的大學，這是與屈伯川一貫堅持努力建設一流師資隊伍的思想與實踐分不開的。
（五）推進國際學術交流，倡導中外合作辦學
屈伯川認為，開展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和合作，既有利於我們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學習和借鑒各國的先進科技文化和辦學經驗，也有利於我國高等教育的自我發展和相互競爭，使我國的高等教育逐步走向世界。
建校之初，屈伯川把“向蘇聯學習”作為國際學術交流的有利時機，組織全校教師在教學改革、科學研究、研究生培養等方麵，借鑒吸收蘇聯高等教育的先進經驗，從而促進學校辦學水平的提高。在此過程中，他還高瞻遠矚，充分發揮蘇聯專家在培養中青年教師中的作用。他組織部分中青年教師係統聽蘇聯專家的課，在專家指導下做畢業設計，做專家的科研助手，並抽調部分青年教師做專家的研究生。
這一批中青年教師大都沒有辜負屈伯川院長的厚望，認真學習，成長較快。土木係青年教師林皋1953年成為蘇聯專家郭洛瓦切夫斯基的研究生，從事水能利用的研究。他僅用了6個月便出色完成俄語學習任務，專業基礎打得更是紮實，畢業時獲得了“優秀畢業證書”，日後成為我國水工結構與抗震專家，199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土木係教師侯穆堂和邱大洪認真向蘇聯專家卡斯巴申學習港工專業的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並在專家的幫助下合作編寫了《港口及港口建築物》這本我國海岸工程學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和高校本專業第一本教材。化工係青年教師楊錦宗在蘇聯專家尼柯連科和我校侯毓汾教授指導下，在染料化學的科學研究工做出手不凡。以後，他在此基礎上奮發進取，成績喜人，成為我國知名的精細化工專家，在新世紀初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1950年代，屈伯川還解放思想，創造條件，選派優秀中青年教師出國學習和考察。1955年9月，派出陳企平、應聖康、董毓新三位青年教師赴蘇聯短期進修；1956年12月，又派出胡國棟教授、趙昭陽副教授、俞飛白講師到蘇聯進修。他們無不抓緊這個當時十分難得的機會，努力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回國後，多數成長為學術領導人，在教學、科研中發揮了骨幹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的新形勢為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合作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也使屈伯川視野更加開闊，走向世界的步伐邁得更大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師資設備較好的院校要積極開展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活動。爭取多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同時也可以在國內主持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參加國際性會議的報告、論文要不斷提高質量，要使我國有些優勢的學科盡快達到國際先進學術水平，培養出在國際學術競賽中能‘得分’的尖端人才。這些院校可就自己的特點和專長，同國外有關大學建立各種不同形式的協作關係。可互派專家講學或共同進行專題科學研究，也可聘請國外教授來學校工作。可選派優秀教師出國進修或選送取得碩士學位的優秀青年出國攻讀博士學位。我國同外國簽訂科學文化協議中應由高等學校負責的工作，高等學校要勇於承擔。還要準備條件，接收外國來留學的研究生和進修教師。高等學校應成為對外引進技術的一個重要窗口。”
屈伯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80年10月，他以71歲高齡，率領教育部組織的中國化工教授代表團，赴聯邦德國考察。42年後舊地重遊，看到國外科技經濟的快速發展，更清楚地看到了我國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麵存在的差距。回國後，他懷著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緊迫感，來抓國際學術交流工作。從1978年開始，學校就成批派出教授、副教授赴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比利時考察海洋工程、工程力學、燃燒理論、係統工程等學科的發展狀況，參加有關數學、機械、化工等方麵的學術會議；後來又邀請了成批國外著名的專家、教授來校講學，並采取聯合召開學術會議等辦法，進行學術交流，還聘請不少外籍專家在校長期任教。在他的領導和關懷下，大連理工大學在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方麵走在全國高校的前列，在時間上搶先了一步。
其中，帶有長遠意義的是，從1978年到1988年，學校根據“堅持標準，學以致用，擇優選派”的原則，共派出以中青年教師為主體的出國留學人員386人。他們分別被派往美國、日本、英國、聯邦德國、蘇聯、羅馬尼亞、丹麥、比利時等14個國家，有些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這批出國留學人員在國外期間，牢記黨和人民的委托，利用國外先進的儀器設備，在導師的指導、合作下，發奮學習，努力工作。很多人在短期裏取得了較顯著的成績，為國家爭得了榮譽。早期學成回國的絕大多數教師後來都成為教學和科研工作中的學術帶頭人和骨幹。
1978年12月，作為改革開放後首批派出國留學的少數學者之一，工程力學係37歲的青年教師程耿東去到丹麥技術大學，師從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學會主席弗·尼奧特森教授，開展固體力學中最優設計研究。他刻苦學習，努力創新，僅用一年半的時間，就寫出了題為《實心彈性薄板的優化設計》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後來在國際結構優化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部分內容並在美國召開的有關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獲得好評。1980年10月，程耿東獲博士學位，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後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人民日報》並向全國發布了這一好消息。他回國後立即成為教學、科研的骨幹，199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年出任大連理工大學校長。
同時期出國的物理係青年教師林均岫，被派往民主德國波恩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師從烏爾班教授，從事紅外激光光譜學和紅外激光工藝的研究工作。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先後完成了題為《紅外激光光聲效應光譜》和《一個8.7微米CW-CO激光器的研究和優化》兩篇論文，並於1980年12月獲物理學博士學位。根據論文進行的實驗，結果證實了CW-CO激光的波長可延伸到8.74微米。在這以前，CW-CO激光的波長隻達到7.445微米。他的研究成果，達到了當時CW-CO激光長波端的世界最高水平。林均岫回國後，在屈伯川的關懷下新建的實驗裏和同誌們一起奮勇拚搏，兩年內又研製出了一台新的一氧化碳激光器，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1986年，他被國家科委批準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屈伯川抓住曆史機遇，爭取把我國第一個與外國合作，培訓我國急需的工業和科技管理人才的中美合辦的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設在大連理工大學，為國家、為學校的改革開放做出突出貢獻的事例，在前麵已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就不再重複了。
由於年事已高，屈伯川在前引文章中提到的高等學校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的多項工作，他隻是開了個好頭。可喜的是，他的繼任者都能弘揚其誌，踐行其願，團結師生，奮發進取，不斷開創著新局麵。目前，大連理工大學已與包括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英國倫敦大學院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大學、比利時列日大學、丹麥阿爾堡大學在內的131所著名大學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係，聘請了包括英國斯旺西大學辛柯維奇教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卞學璜教授、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凱姆教授、日本東北大學井上明久教授、瑞典皇家工學院弗羅德施特洛姆教授等在內的200餘位專家擔任學校的名譽教授、客座教授或顧問教授。各項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開展得蓬蓬勃勃，大連理工大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六）采取多種形式，把高等教育辦活
屈伯川認為：“我國人口眾多，疆域遼闊，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創建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體係，必須規模大，層次多，辦學形式靈活多樣，培養專門人才的學科比例和等級比例要適當”，這樣才能適應經濟文化建設不同戰線、不同層次的需要。他說：“我國高等教育過去存在的問題之一，是各種學科間的比例和各種學製間的比例很不合理。重視發展理工科，而文科、政法和管理學科相對地較少；高等學校多數是四年製，二、三年製的大學專修科相對地也太少；另一方麵，由於沒有實行學位製度，培養的研究生也不多。”他建議“高等學校的學科性質和學習年限不要規定得太死板，可以采用多種多樣的辦學形式把高等教育辦活，充分發揮現有的高等學校的作用，盡量少辦新學校，使有限的高等教育經費能多招些學生，為國家建設多培養些專門人才。”
基於這樣的教育思想，大連理工大學在屈伯川主持下，在50多年前就開始了多種實踐。
1952年，學校接受東北地區、西北地區和中南軍區的委托，開設幹部班，為他們培訓了300多名工農幹部。1958年，又舉辦廠長等幹部培訓班，為地方培養了一批社會主義建設急需的專門人才。
1956年9月，學校創辦夜大學，除本科生外，當時還招收了化工和機械兩個特別班，專門培訓在職的黨政幹部。中共大連市委文教部、工業部負責同誌和大連化工廠、大連堿廠等廠長堅持參加了學習。
1964年，屈伯川認真貫徹劉少奇同誌關於建立兩種教育製度、兩種勞動製度的指示精神，在校內試辦了機械製造專業半工半讀試點班，取得了較好的成效。1965年，電子係無線電技術專業在校辦工廠，無機物工學專業在大連化學工業公司，也進行了半工半讀試點工作。這些試點，後來均被“文革”扼殺。
粉碎“四人幫”後，屈伯川為了給經濟建設培養更多的人才，加快了多種形式辦學的探索。1978年4月，在全國首批招了216名走讀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做了報道）學校認真組織力量，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同年12月，學校在此基礎上，又創辦了大連工學院分校，設有電子技術、化學工程、機械工程、土建工程四個係，學生全部走讀，專門為地方培養人才，受到了中共大連市委、市政府和產業部門的熱烈歡迎。
作為老教育家的屈伯川始終關懷著年輕一代。1982年，他看到“文革”期間的大批中學畢業生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時已超過了報考全日製大學的年齡，深為國家大大減少這一年齡段受過大學教育的建設者和接班人而惋惜。在當年3月召開的遼寧省高等教育學會成立大會上，他毅然提出建議，“由各工廠、企業單位和機關推薦有5年以上工齡的中學文化程度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優秀骨幹，到高等學校報考同本工作對口的專業，”繼續深造。他說，“采取這種措施，就可以多培養出一批郝建秀式的接班人。”這一設想，立即得到了新聞媒體的關注。不久，全國新長征突擊手韓桂琴、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呂衛平等一批先進模範人物走進了大連工學院的課堂。不久，不少高等學校也采取了這個做法。
在屈伯川的領導、關懷下，大連工學院在1980年代就建成了能培養專科生、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和成人教育學生的多學科、多層次、多種形式辦學的高等教育體係。
1980年，在屈伯川的主持下又開辦了新疆民族班，認真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努力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及其他邊遠地區培養人才，並逐步形成具有預科、本科、碩士、博士的多種層次，民族班與普通班、學曆教育與幹部培訓相結合的多種形式辦學的民族教育體係。20多年來，大連理工大學已經為維吾爾、哈薩克、蒙古、回族、烏孜別克等各民族培養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近千人。1990年以來，又開設了新疆少數民族幹部企業管理培訓班，專門培訓45歲以下具有5年以上工齡、大專程度、懂漢語的廠長經理及縣處級少數民族幹部，到2006年已開辦22期，為新疆培訓管理幹部千餘人。這些畢業生回到家鄉後，普遍在經濟建設、教育、科技等戰線發揮了生力軍作用，受到當地領導和父老鄉親的熱烈歡迎。在新疆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在我們心目中，有兩個地方占有很高的位置：一個是在經濟上給予新疆大力援助的廣東省，一個是在人才培養上給予新疆大力支持的大連理工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由於長期熱心為新疆等民族地區培養人才，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突出貢獻，先後三次榮獲“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集體”稱號。
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更加拓寬了屈伯川多種形式辦學的思路，1992年5月，他竭力倡導離退休教師和幹部“老有所為”，創建民辦的自費大學。在他的關懷和支持下，由機械製造專家、博士生指導教師劉培德教授為院長的東方學院經過積極籌備，於1993年7月正式成立，同年9月開課。這所大學至今已開辦15年，為社會輸送了4000多名應用型人才。
（七）倡導重中之重，加快發展高等教育
退出工作一線後，屈伯川把自己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國際國內高等教育發展動態和問題上，特別是思索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國高等教育如何加快發展、提高質量水平。他高興地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於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正確，我國經濟形勢很好，多項工作都逐步走上穩步發展的軌道，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麵。現在可以說是‘萬事俱備，隻欠人才’。”他陷入深深的思考，“如何對高等教育作適當的必要的改革，使培養的人才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質量更高一些，以適應我國各條戰線多方麵的需要？”他感到：“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正是帶著這個重大問題，1983年5月，他應邀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粉碎“四人幫”後我國首次召開的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在那裏，他高興地看到了三位同時離開領導工作第一線的老朋友：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浙江大學名譽校長劉丹、天津大學名譽校長李曙森。
四位長期為共和國高教事業艱苦奮鬥的老教育家，在會上，在會下，對這個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不斷進行探討。5月15日，經屈伯川提議，他們四位大學名譽校長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聯名上書黨中央，建議采取一項重大的戰略舉措，將50所左右高等學校列為國家重大建設項目，把它們辦成重點大學中的“重點”，亦即“重中之重”。
由屈伯川主持起草的建議書說：“目前我國教育經費太少，智力投資和經濟建設投資不成比例，不相適應，使得高等學校多年來一直處於房屋少、條件差、教學科研活動和師生生活不夠穩定的狀況中，發展提高困難。擴大招生沒有校舍，開展科學研究和培養研究生缺乏必要的圖書儀器和現代化設備。這種情況對學校工作是很不利的。”“科學技術是關鍵，教育是基礎，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日本遭到嚴重破壞，經濟瀕於破產，它們都隻用了一二十年的時間，不僅城鄉建設、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複，而且急劇地發展了。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重視教育，有人才。我們認為，在我國當前情況下，從全國700餘所高等院校中，選出50所左右基礎較好、師資力量較強、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較高，既能培養質量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