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中國國家剛剛形成的早期時代，其社會的血緣成分相當濃厚。《禮記·禮運》篇就是證據。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有殃，是謂小康。《禮記·禮運》
雖然《禮記》作者如此表述的目的在於描寫大同之世與小康之世的差別，但這段文字所表現的中國早期社會的家族性特征也非常明顯。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本身就是血緣宗法社會的典型標誌。就曆史發展而言，雖然夏商時期“大人世及以為禮”的宗法體係遠遠沒有西周時期完備成熟，但以家族為核心的社會組織形式已經形成。
夏商國家建立之後，原有的氏族和部落並未解體。氏族貴族正是依照其氏族和部落組織構建國家統治機構。占統治的部落首領及其氏族(或曰家族)便成了國家權力的主體，以此“世及以為禮”。長期以來，家國不分、政族合一。即使在秦漢以後，皇位世襲仍是保證國家穩定的根本。宗法統治者通過“尊祖敬宗”來維係和穩定國家和每個單個家族組織，從修身、齊家入手，以求社會整體的和諧並使之達到“國治”、“天下平”。
商代的家族組織，通常是包含若幹小宗分支的宗族形式存在。《左傳·定公四年》載，周武王克商，初封諸侯，分給魯公伯禽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童書業先生釋雲：“宗氏者，宗族也，有大宗率領。分族者，宗族之分支，蓋有‘側室’、‘小宗’之長率領，與大宗相和輯，受大宗管轄。‘類醜’蓋指宗人與臣仆，當以族分，直接受其家長之統帥，而間接受宗長之統帥也。”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頁。很明顯，這種由“宗氏”、“分族”、“類醜”組成的宗族體係正是殷商國家的社會基礎。
宗族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政治經濟實體，其下的分族隻要沒有分裂出去，就必須接受大宗的管轄。族眾不僅是集體勞動的主要承擔者，同時也是宗族武裝的基本戰士，家國同構、兵民合一是這類政權的典型特征。
為了維護家國同構的政權體係的穩固，為了宗法製國家得以長治久安，尊祖敬宗便成為這類政權首要的信條。
《尚書·盤庚》曰：“古我先後，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後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後，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後，丕乃崇降弗祥。”在此，為了說服族人，盤庚抬出“乃祖乃父”作為威懾，可見“祖”、“父”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詩經·商頌·長發》：“有篲方將，帝立子生商。”《尚書·召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在這些詩文裏，殷人（甚至周人）將殷商的祖先神化，以達到其政治上的需要。因為，殷商時期，社會生產力非常低下，人們隻有依賴集體的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在這個時期。個人的力量就顯得非常渺小，家族往往成為個人尋求庇護的場所。反映到思想領域中，宣揚祖宗就成為必須。我師王暉先生認為：“在殷商西周時代的人們看來，殷王是上帝之子，與上帝是有血緣關係的。上帝既是自然界的主宰，也是殷民族的祖先宗神，殷人的上帝實際上是殷人的祖先神高祖轉化而成的。”“商人的至上神是上帝，而上帝又是商人祖先神中地位最高的高祖帝嚳和天乙成湯。”王暉：《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20頁、第7頁。
翻開各類史籍，宣揚尊祖敬宗的文字隨處可見：
《儀禮·喪服》：“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漢書·郊祀誌下》：“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經·生民》更是仔細敘述了後稷的功德，以期激發後人對祖先的尊崇。
周人代商，雖然是在商朝延續了六百年之後的事，但由於古代社會發展的極其緩慢，所以，與六百年相比，商周兩朝各自所處的社會環境並沒有改變多少。可以想像，建國之初的周人全盤接受了商人的統治思想，變化僅僅在於將各種製度更加完善而已。
表現在宗族關係上，周人將宗法製度發展到了巔峰狀態，並使之達到了至善至美的境地：《荀子·儒效篇》：“周公兼製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言之鑿鑿，使得後人無法否認周代封建的成熟與完善。
為了維護如此龐大的宗族的穩定，宗法製規定了宗族內部的規範：“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禮記·大傳》據此可以看出，雖然不能排除後世美化的成分，但層次分明、壁壘森嚴的內部血緣等級關係的確是存在的。
而對於廣大的異姓宗族，周人推廣“同姓不婚”之俗，把異姓各國和諸封國中的異姓貴族，都作為“外親”統納入周人的宗法體係之內，使之成為周天子或諸封國姬姓貴族宗法體係的有機組成部分。於是在周天子統治的天下形成了同姓為兄弟關係、異姓為甥舅關係的體係，最終建立了“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左傳·桓公二年》那種血緣上嫡庶親疏順序(宗統)和政治上的尊卑貴賤等級(君統)相契合的、更為廣泛和複雜的層級結構。
對於商周時期的宗族關係，徐揚傑先生作了係統的介紹：“殷周時期的家族是宗法式家族，它的特點是：政權和族權、君統和宗統結合在一起，按地域劃分的國家組織和按血緣劃分的大小家族基本上合而為一，殷周王室和各諸侯國、各卿大夫邑，既是國家的一級行政機構，又是大大小小的家族，殷王、周王、諸侯、卿大夫和各級貴族，既是各級政權的首領，又是各個家族的族長。先後在中原地區建立王朝的夏、商、周，都是一些勢力強大到能征服和統治其他家族的大家族。異姓家族之間是世代姻親或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同姓家族則用宗法製度來規定它們的權利和義務，規範他們之間的關係。”徐揚傑：《中國家庭製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19頁。
由此可見，由家族製度演變而來的宗法製度，隨著曆史發展，逐漸由雛形到完善，並最終成為中國早期社會具有統治地位的社會組織形式，這種家族製度表現出以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