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爾生在承認衝動是德性的自然基礎的前提下，指出德性的本質是“旨在提高個人和集體幸福的意誌習慣和行為方式”。（405）它是正常的意誌力量，是各種衝動的協調。而惡則是因為缺少意誌力量協調各種衝動的衝突，以至強的太強，弱的太弱甚至消失，因而是意誌力量的畸形發展，趨向隻能是破壞個人及其周圍人的幸福。
關於德性的塑造，包爾生既強調個體的道德體驗又強調他人教育的作用。包爾生在吸取古希臘倫理學關於自製的學說和基督教倫理學關於仁慈的學說的基礎上，將德性分為個人的德性和社會的德性，其基礎分別是生命衝動中的兩種基本形式：自我保存衝動和性衝動。但衝動僅僅是自然素質，而非德性本身。經過理性的塑造，——他人理性的教育和自己的理性教育，而且必須經過實踐，衝動才成為德性。個人德性的基本形式是自我控製。自我控製通過獨立於短暫易逝的情感之外的理性意誌，調節人們的行為，是全部道德德性的基本條件。節製、勇敢、平和是自我控製的三種形式；智慧，則是自我控製最重要的因素，是引導人們發現幸福生活的道路和走向幸福生活的指南。自我控製的最後結果就是內心的安寧和精神的愉悅，這是幸福的主要內容。社會德性的總的基本形式是仁慈。仁慈的自然基礎是以血親關係——即性的衝動或種的繁衍為起點的同情，同情經過理性的教育和規導，才成為現實的德性，即仁慈。仁慈有兩種基本形式：正義和右鄰之愛。前者是否定方麵，即不去阻礙幸福，它可以維持社會的安全與和平狀態；後者則是肯定方麵，可以提高幸福。
關於德性與幸福的關係，包爾生從兩個方麵考慮這個問題：德性對幸福的影響與幸福對品行產生的效果。“善良的人活得好，而邪惡的活得糟”，（341）這是人類的道德思考得出的第一個偉大和基本真理。第二個偉大的基本真理就是：“即幸福、成功、走運對品性是一種危險，最後對幸福本身也是個危險。”（347）因而，真正的幸福是幸運和不幸的適當的混合。
“簡要評述”
包爾生的這部著作在吸收前人一切合理思想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倫理體係。他的倫理思想不僅對當時的歐美各國發生過重要影響，對我們今天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正如包爾生本人在德文版的序言中說到的，這本書不是為哲學家們寫的，是為了吸引和鼓勵那些對實踐哲學感興趣的人反省道德事件而著的。因此，相對於那些注重邏輯思辨、並以一種讓人們費解的語言致力於創立自己的原理的哲學家的著作來說，包爾生的這一著作可能顯得比較容易理解，甚至如一些批評者說的“不夠深刻徹底”。也許作者是自謙了，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本體係化的著作對於熱愛倫理學的人的學習和研究是最好的幫助：它有助於我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而理解傳統倫理學和倫理學的近現代趨向，倫理學的基本理論、原則、概念和流派等等。而且它不會讓人們感覺到倫理學所議的題目與人們的生活全然沒有關係。
（二）包爾生的這部著作，是西方傳統倫理學體係化的一個可資借鑒的曆史標本。我們總結包爾生撰寫此書注意運用的方法有：一是邏輯的方法。這部嚐試使倫理學體係化的著作，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龐雜，但包爾生都能提煉出問題並對可能的解決方法進行層層分析和論證，給人們呈現出很清明的思路與觀點。二是曆史的方法。包爾生對曆史上各學派的觀點及其淵源進行了追溯，並進行深入而客觀地分析。在勾勒西方的道德體係與人生觀的曆史演變時，包爾生尤其注意到了那些根本的轉折，這不僅顯示了作者學識的淵博，也顯示了他有著非凡的洞察力和概括力。三是綜合、全麵的方法。包爾生對各種對立的學派或相關的觀點進行分析、比較、批判，在吸收和綜合前人一切合理思想的基礎上，構造自己的倫理體係、健全自己的觀點；而且其中常常提出一些能兼顧兩種對立觀點的看法，不乏獨特而深刻的見解。四是理論聯係實際的方法。正如包爾生說他不願意忽視時代的問題，不願在書頁中充斥邏輯詭辯或無休止的曆史批判一樣，這部著作可以說是當時德國社會道德的畫像。正因為如此，他得出的許多見解判斷成為也屬於那種經久不衰的實踐智慧。包爾生撰寫此書所運用的方法被認為寫作哲學教科書的典範方法。
（三）此書成於新舊世紀之交，是在德國哲學與古典文化的氛圍下使倫理學體係化的一個嚐試，使得包爾生倫理思想帶有明顯的調和色彩，是一麵反映了傳統倫理學與新的倫理思想抗爭的鏡子。如果說對倫理學的定義和說明還帶有比較明顯的傳統目的論的色彩，那麼在闡述倫理思想的過程中，顯然也已經有一種向現代倫理學過渡的痕跡。包爾生把道德規範的起源從上帝那裏歸還給人類自身，這顯然是19世紀倫理學對基督教信仰危機的回應。毛澤東這樣評價《倫理學體係》的這一特點：“我們當時學的盡是一派唯心論，偶然看到這本書上的唯物論的說法，雖然還不純粹，還是心物二元論的哲學，已經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啟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
（四）包爾生的著作和思想是我們理解中國和西方文化的一座橋梁。《倫理學體係》出版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值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時期，包爾生的思想以其“不純粹”的唯物論對舊中國的思想界發生著廣泛的影響。蔡元培、魯迅、王國維等中國近代思想家都曾經研讀過包爾生的著作。楊昌濟在湖南第一師範教倫理學時就是以蔡元培譯本為教科書，青年毛澤東在1917—1918年期間閱讀這本不到十萬字的書時曾作有一萬一千餘字的批語。而且，深受中國人文熏陶的毛澤東是在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接受背景來理解包爾生和德國哲學的，這也許說明了一個問題：中國哲學與德國哲學有許多對話的基礎。所以，仔細研讀包爾生的著作、了解他的思想，對於理解和研究青年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甚至中國近現代史、甚至理解中西文化是很有意義的。
（陸麗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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