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真實性究竟是什麼，在很多時候並不是很重要，因為那已經是永遠無法驗證的秘密了。
然而，曆史又始終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因為曆史不隻是一個時間概念，“過去”並不僅僅是時間流逝的痕跡。曆史最基本的功能在於賦予了“過去”一種曆久彌新的能力，從而能夠不斷地豐富我們的現實生活和心靈世界。
因此，曆史的“用途”或“作用”才是人們關注曆史的本質原因。但是，隻有理解了曆史，才能確定曆史的用途。
問題恰恰在於“理解”往往是把握曆史時最大的困難。今天我們所接觸到的曆史的形式和內容也許有一些是保存著原樣的，比如文物考古提供的實證材料，鍾鼓鼎彝、亭台樓閣乃至陵寢棺槨。但大多數時候，曆史材料本身已經變成了“曆史”的代稱，或者說，對曆史的描述又再次成為研究曆史的原料，比如我們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實證材料本身是曆史，對它們的解讀則成為理解曆史。史書或史料則與此不同，它自身是理解的結果，以後還會不斷地進入理解的過程和環節中。
既然今天的曆史隻能以理解的方式接受，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理解。對理解的表述形成對曆史新一輪的闡釋。由於語言和意義之間的差距，闡釋過程與理解意義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差距，再到下一層的閱讀者，會再次因人而異地有著理解的差異。
於是，曆史轉述者的理解和闡釋，成為了銜接曆史與現實的橋梁。當然，前提條件必須是有一個好的轉述者。因為一個好的轉述，可以成為促進溝通的橋梁，可以激發無窮的興趣，可以使人從中獲得無盡樂趣。而一個不好的轉述者，則會修建一座斷橋，讓人斷了念頭，裹足不前。
孔子稱自己是“述而不作”，也就是說他努力讓自己做一個忠實的敘述者，不想帶著先驗判斷對“過去”進行評頭品足。此後很多曆史研究者都滿懷著崇敬之意，試圖去再次實踐這位聖人的理想。盡管很多自詡客觀的曆史研究者都懷有這種想法，但事實上，語言文字本身就足以構成評論了，語義的豐富情感表達和材料的取舍都可以成為某種態度或傾向的意義表示。
所以，說史也就成了論史。雖然沒有長篇大論，甚至寫作者也刻意回避著褒貶鮮明的話語。可是，轉述者的態度還是會不斷地滲透進去，個人的思想還是會在轉述中時隱時現。甚至從一開始，轉述者就是按照一定的思路和方式對材料進行選擇和評論。
宋毅是一個曆史轉述者，很顯然，他並不想把自己的身份定位為一個曆史研究者。可能他也不想做一個自言自語式的曆史敘述者，他更希望的是把自己的想法、觀點以特有的言說方式表達出來，希望有很多人聽他講述過去的故事。他自由自在地遨遊在曆史的資料中，把自己感悟用現實的眼光去透視一遍，過濾一次，將材料變成自己思想意識下的故事，讓一段驚心動魄的曆史具有了係統而完整的情節。
《那時英雄》寫的是隋唐年間的事。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甚至無邊無際的英雄氣一直蔓延到了新建立的帝國，此後中國曆史上再沒有出現過崇尚俠氣勇武的朝代。這個時段資料已足夠豐富，同時又不至於令人目不暇接。陳寅恪先生曾說自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汪榮祖指出“不古不今”即魏晉六朝、隋唐五代，並以為前此則史料斷缺，後此則汗牛充棟，容易為材料所困。可見這段時期有著史料學上的特殊性。不過，宋毅對材料的取舍並非按嚴格意義的學術標準進行，新舊唐書、形形色色的筆記小說、民間的戲曲、演義從中汲取了無數的題材。真與假、是與非，同樣的事件，同樣的人物，從一些人口中說出時，要麼會變得晦澀含糊，要麼會變得呆板生硬，總之會令人難以卒讀。但經宋毅之手的曆史，則變得輕鬆愉快，簡明易曉，甚至不乏幽默風趣。
過去我們常常以為曆史最寶貴的地方在於它可以為我們提供過去的經驗教訓，所謂的“以史為鑒”就是說它可以給我們當鏡子用，讓我們有自知之明。或者也有人以為它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趣聞軼事，有著寓教於樂的作用。其實，我們完全可以不去計較那些得與失、功與利，至少曆史可以給人智慧：既有曆史本身的智慧，也有說史、論史者的智慧。
侯長生
2008.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