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上海人的負麵隱藏得並不很深。
我從外地調回上海時，因工作一時未落實，曾到一所很有名氣的中學去代課。八年的外鄉生活在我身上刻下了痕跡：我很黑，拖著兩根齊肩的黃辮子，臉上的眼鏡和身上的衣褲都老式而陳舊。我跨進了明亮的教室，一片雖不失其天真調皮卻又閃爍著老練世故之光的眼睛上下打量著我。隻不過幾秒鍾的工夫，準確的判斷就從一個不過十三、四歲的男孩嘴中迸出：“嗨，一個阿鄉！”繼而便有人呼應呐喊：“土八路呀！”小小年紀，就已學得了上海灘上根深蒂固的勢利，我至今想來仍覺得悲哀和喪氣。
類似的實例我手中有一大把。有一段時間我擔任工會工作，幫人換房子、鬧離婚、調解鄰裏糾紛、申請調級加薪、聯係住院病床，跑法院、跑機關、跑房管所、跑居委會、跑工廠、跑醫院，所以我的活動範圍較一般教書匠要廣。我還天生了一副好奇心，年過不惑了還抵擋不住新鮮事的誘惑，會“翻跟鬥”買高價票去看一部新片，會掏腰包去參加區工人俱樂部的交誼舞學習班，會為了寫點什麼而到公平路碼頭的工商檢查站參加查緝走私黃金走私外煙的活動，所以我接觸各類上海人的機會也相對多一些。於是我對浮於表層的比較容易把握住了的上海人性格之負麵，也就積累了許多很典型很生動的感性材料。
我曾經很想把這些材料加工提煉一一歸類搭個框架條分縷析，形成一部柏楊式的專著。柏楊的那本書，後來成為一個公式，可無窮盡地填充變化。我在書攤上見過《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等等，後來因短期出訪在澳洲悉尼街上徜徉時，竟還見到過一本英文版的《醜陋的澳大利亞人》，這公式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
慢慢地我這念頭也就散淡而消退了。年歲日大，見識漸多；皺紋密起來，棱角平下去；憤懣內化，思考則愈來愈深入了。並非對上海人性格之負麵已司空見慣麻木不仁，而是對那種以鞭笞某一雖有其事但不具體、雖有範圍卻十分寬泛的生存群體以不擔幹係不冒風險地顯示自身之尖銳深刻，終於日漸失卻了興趣。
七
我很早就起意要寫寫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但下決心動筆，卻是在我又一次遠離了上海，而且是身處異邦之時。
我與丈夫一起到了澳大利亞。訪問期限是三個月。我為了寫一本介紹異域風光的書而收集著資料，他有他的事在忙。悉尼城裏該去的地方都已過去，不久我就發現我很空閑，繼而便感到了寂寞。當過幾次“跟屁蟲”，跟在他後麵去參加一些專業性很強的活動，但因了自己的洋話停留在初級階段，在那種場合成了半聾啞，很快也就拒絕了一應邀請。我患上了“思鄉病”。我覺得自己像是一條活潑潑的鮮魚被扔進了速凍箱。我開始用筆來解脫自己。我利用一切空暇時間躲進悉尼大學圖書館的七樓閱覽室。那裏麵有並不豐富的中文藏書，還有許多半封閉車廂式座位。那一公尺長半公尺寬的書桌成了我的天地。我在一方白紙上創造出生我養我深蘊於我心的上海和上海人來。我寫山東路，寫永安弄，寫楚河漢界車馬炮，寫阿花和陸寶寶……我懷著深深的眷戀和親情寫著，每天都感到回了一次家鄉，筋骨舒展地遨遊了一番屬於我這個上海女性的水域。所有曾經有過的冷靜的、居高臨下的、超然物外的、琿念化了的對上海和上海人的分析，正麵呀，負麵呀，自豪呀，憤懣呀，地域個性呀，這時候竟如大捆的幹草早已經過了多少次的反芻而被消化殆盡，跳動在我筆下的隻是一個個場景和一個個形象了。到我回國時，手提箱裏有了十萬字的《阿花》初稿。
我一發而不可收。在後麵兩年時間裏，雖然在學校裏挑了教學重擔且又不可免俗地為謀個職稱而奮戰，但還是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地拚命擠了時間寫了那《阿貞》和《阿惠》。
向《小說界》編輯部交出那《阿惠》的文稿那天，我照了照鏡子，看見了鬢角的白發，還有眼鏡片後的一對浮腫的眼泡。
山東路上的仁濟醫院已大大擴展，那天主教堂早已不複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漂亮的住院大樓。北邊的外國墳場早被鏟除，建於那方土地上的黃浦區體育館裏，常有新潮歌舞演出。山東路南端與延安路交界處，架起了一座立交橋。山東路上的人隻需乘坐幾分鍾的公交車，就可抵達浦東新開發區了。那個挾了油紙傘、急急地竄過山東路、興高采烈地去為老師效勞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向人生的“知天命”階段邁進。二十萬字“上海女性”的篇幅，並未用盡她的積蓄，自然也不會阻斷她注視著上海和上海人的目光。她的“自畫像”遠未畫完呢！
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