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時不時地鬧一場“皇帝的新衣”出來，其實由來已久，隻不過那劇情常變、形式有異而已。記得“文革”時，上海地方權貴曾組織一幫筆杆子，弄出了一本叫做什麼“作戰史”的書來。這是一部無論在什麼時候從什麼角度看都是令人難以卒讀的劣作，但是一經出籠，馬上就有很多的人和很多的文章立了出來，很理論很義正辭嚴的鼓吹它的異彩，就好似皇帝的大臣們為皇帝的新衣喝彩一樣。當然，人們可以以那時的特殊曆史條件來為自己的違心之言作辯護，可是後來呢？後來發生於文壇的、如走馬燈般地演出的一場又一場的“皇帝的新衣”，又該作何解說呢？並非有誰逼迫，卻是文人自身的劣根性在作崇：常常是隻要有人有那膽量和臉皮，猛不丁地張揚出一麵前所未有過的大纛出來，馬上就會震懾住了芸芸眾生，至少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令很多的人處於隻有腹誹而不得不噤聲慎行的尷尬境地，以免因為不識“新衣”而受人小覷。聽由他人強奸自己的意誌，乃出於自身心理的威壓，這比外部世界的逼迫更為凶險。其後果是，菲但老騙師嚐得了甜頭，花樣百出地變本加厲，而且促生了新一代的小騙子，讓那“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如同流行歌壇的紅歌星般常換常新一茬又一茬地接續了下去。
出演“皇帝的新衣”一劇，大致說來需要三種角色：一是騙子。存心作惡的騙子，其目的不外乎騙取錢財和沽名釣譽。商場的騙子多為錢，文壇行騙則多為欺世盜名了——時下情況有所變化，騙得名利雙收的已大有人在；二是蠢人。比如那位皇帝，他對自己的智力從根本上就沒有信心，看不見“新衣”卻真心地以為，蓋在於自身太蠢，對“新衣”的存在從來也不敢懷疑——這在文壇表現為對集團式的大轟大嗡和假洋鬼子式的虛張聲勢之盲目從眾和怯懦附麗；三是騙子的幫凶。那位明明什麼也沒看見卻能闡釋出“新衣”之富麗堂皇的殿前大臣便是。這是一種明明知曉自己麵臨著一個騙局，卻因為不願充當“出頭椽子”而故意地昧了良心說瞎話假話的人，比起前麵那種因無自信也就隻能人雲亦雲的蠢人來，更加可悲和可惡。並不高明的騙師，采用安徒生早已戳穿過的騙術，競能相當成功地奏效一方一時，實在還是利用和調動了這種人心性深處潛藏著的虛榮和虛偽，迫使他們背叛了他們的學識和良知，在騙局中充當了助紂為虐的角色。
惟願有更多的天真的孩童，用他們未經汙染的聲音，喊出“皇帝沒穿衣”的事實。如若這樣，割除那廣見於現實生活的各方各麵的、為人們所不齒和哂笑、卻又由許多人放縱助長及更多人畏於剖露的社會的痼疾，就為時不遠了。
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