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典》一書對知識分子和書本知識更是多有諷刺。活鬼的兒子活死人，天資聰穎，很會讀書，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後，竟淪落到乞討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個老道士，老道士聲稱他有大力子、辟穀丸，還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穀丸和大力子，頓覺精神百倍，隻是對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擂：“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博古通今的學問，還要益他什麼？”老道士聽了哈哈大笑道：“你隻曉得讀了幾句死書，會咬文嚼字，弄弄筆頭，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幾個虛字眼搬來搬去，寫些紙上空言，就道是絕世聰明了。若講究實際功夫，隻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倒算做棄物了。我這藥是使人足智多謀的第一等妙藥，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見他說得有理，隻得乖乖地吃了。
熟讀《何典》的毛澤東很欣賞老道士的觀點。翻看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著作，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別“講究實際功夫”，念念不忘告誡知識分子要參與到生活和實際中去，否則僅有點書本知識，頭腦裏僅裝些教條，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識分子，這樣對革命事業不僅無用，甚至還會有害。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便說過：“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他反複強調空洞的、抽象的理論和知識是無用的，知識分子絕對不能停止在現成書本的字句上。
毛澤東不僅在思想觀念上受《何典》一書的影響，在審美趣味上也是如此。延安整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反對“黨八股”。毛澤東所列“黨八股”的其中一條罪狀便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表現為文章或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麼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或者隻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總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動活潑的語言，看上去麵目可憎，讀者或聽眾厭惡得很。鑒於此，毛澤東強調宣傳和文藝工作者“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因為“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
民間的語言有如天籟自鳴，自抒胸臆，又似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張南莊深諳文章之道，所以對民間的語言精研深鑽發而為文。“俗為雅用”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構成了毛澤東完整的文化觀。他特別重視“俗為雅用”，在毛澤東看來，《何典》正是“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的典範，是“俗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對《何典》語言的化用和引用，實際上表達了對這種審美取向的認同與欣賞。
除毛澤東外，還有不少現代名人對《何典》推崇有加。
20世紀20年代北大即將關門，1926年5月，劉半農在無意間得到了《何典》的舊版本，欲借出版此書以自救。他標點校注後出版，並請魯迅作了序。劉半農且做狂語：“憑你是天皇老子烏龜虱，作者隻一例的看做了什麼都不值的鬼東西。”因而引發一場文壇大戰，被陳源教授攻擊為“大學教授而竟墮落於斯”。
1926年5月25日，魯迅怒而連撰兩篇文章力挺劉半農：“即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認為《何典》“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展示了活的人間相”。
1932年，日本打算編印《世界幽默全集》，魯迅把《何典》作為中國的八種幽默作品之一，推薦給增田涉，並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說：《何典》一書“近來當做滑稽本；頗有名聲”。
20世紀初，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嬉笑怒罵的文章名重一時，他自稱做文章的範本就出自《何典》。“放屁，放屁，真正是豈有此理！”吳稚暉在讀到《何典》開頭的這句話後，大徹大悟，於是力主文風口語化，成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風雲人物。吳稚暉對《何典》說過一段話：“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話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真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
對《何典》的文化意義，除毛澤東、魯迅、劉半農、吳稚暉外，胡適、周作人、林語堂等也都曾給予極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