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與蘇聯聯盟，推行進步政綱，就必然會傾向並聯合中國共產黨。在相當一段時間裏，盛世才“政治問題是以兩個中心的態度為標準，即國際問題看莫斯科，國內問題看延安”。據陳潭秋1941年11月6日《新疆情形概略報告》，1935年以後，盛世才本人以“李長春”署名發表文章，以蘇聯的口號作準則，號召統一世界反帝反法西斯力量，與反動勢力進行堅決鬥爭，對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也比較含蓄地進行了抨擊。1936年7月14日，盛世才發表通電響應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並致電國民黨中央，提出了七項救國綱領：“一、必須全國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意精誠團結以救中國；二、必須停止內戰，以最堅決的鬥爭反對侵略與瓜分中國；三、全國各族各界同胞必須與一切漢奸堅決的鬥爭；四、對帝國主義必須拋棄不抵抗政策，而采取最堅決強硬之外交政策；五、必須與外來之經濟侵略及走私運貨作堅決之鬥爭；六、必須用一切力量發展本國經濟與農工商業；七、必須遵照孫中山先生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救中國之危亡。”盛世才在國內一些重大問題上與中共有一致的看法。
中國共產黨為了打通國際路線，解決戰略依托問題，也需要聯絡新疆盛世才。早在1936年4月9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初步協定時，雙方就商定派代表赴蘇聯。東北軍的代表由歐洲去，中共代表由新疆去，並由張學良派人聯絡盛世才。1936年6月初，中共中央派鄧發經新疆去莫斯科。鄧發在西安會見了張學良，張學良對這件事非常重視，親自到蘭州民政廳為鄧發辦好護照，還寫信打電報給盛世才商辦此事。6月12日，鄧發以甘肅省民政廳查災專員的身份從西安乘飛機到達蘭州，從蘭州換乘汽車經過武威，6月27日到達張掖。他到安西時不幸身染重病，待病稍好後於10月16日啟程繼續向新疆前進，曆盡千辛萬苦於11月上旬到達迪化，12月1日到達莫斯科。這是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派往共產國際的第一個代表，也是中共中央與盛世才最早的聯係。
抗日戰爭，使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前後，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太原、長沙、桂林、蘭州等地公開設立八路軍辦事處。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延擱已久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此後，毛澤東發表了《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一文，指出，兩黨重新結成統一戰線，形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時期。
陳雲、滕代遠尚在迪化時的1937年10月，周小舟奉中共中央之命，以八路軍代表身份到新疆與盛世才聯絡。周小舟當時任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秘書。這時，鄧發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已由莫斯科回到迪化。經過陳雲、滕代遠、周小舟、鄧發等人的努力，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在迪化成立，對外稱“第三招待所”。
盛世才在蘇聯的推動下，歡迎西路軍餘部進入新疆，成為中共與盛世才統一戰線的契機；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成立，標誌著中共與盛世才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行前斯大林囑咐王明親自與盛督辦談談。王明在迪化停留時受到盛世才的熱情接待。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盛為表示自己的進步，就拿出一個本子對王明說，自己在新疆重用了許多共產黨員，如俞秀鬆等人。王明對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俞秀鬆等人反對他們宗派集團的鬥爭記憶猶新，耿耿於懷，從私人成見出發，對盛世才說“這些人是托派”，還答應回延安後就把材料寫出來。盛世才此後於1937年12月10日將俞秀鬆、江澤民、張逸凡、稽直、任嶽、鄭一俊等人逮捕。他強加給俞秀鬆的罪名有二：其一是省城陰謀暴動之參加者；其二是托洛茨基派及所謂“江浙同鄉會”之領導者。所謂陰謀暴動，指的是1937年後半年盛世才製造的轟動全疆的“大陰謀暴動案”。他以此為借口大規模逮捕政府首腦、軍隊頭目、民族上層人士，被捕人數多達千人，因而新疆就缺少幹部了。盛世才向王明提出請中共中央派幹部幫助他，要求中共派四名正副廳長，九名行政長，200名縣長科長級幹部。王明將盛世才的要求帶回延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11月27日，陳雲隨王明、康生一道回延安。12月，原西路軍領導幹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這六人奉命回延安。李特、黃超被處決，由鄧發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