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西藏於1984年10月向全區公布了一個《〈格薩爾王傳〉錄音搶救試行辦法》，它的要點就是根據“擇缺、擇優”原則，對藝人演唱、錄音、文字記錄、整理等規定了具體付酬的辦法。經過一年的試行，證明效果很好。他們在1984年之前，共錄了磁帶800多盤，其中500多盤是紮巴老人1979年被請到拉薩後錄製。而在1985年一年內，他們共錄製了9名藝人演唱的口頭資料42部，計129盤磁帶；已抄錄成文字的有86萬字；已整理的有120萬字。王克勤：《三年來〈格薩爾〉工作概述》，《民族文學研究》，1986年第3期。
據綜合統計，截至1985年底，對民間藝人演唱的《格薩爾王傳》的錄音已達2200盤磁帶。每盤磁帶抄錄成文字約1萬字，刪除重疊部分之後，一部長達數百萬言的世界第一長詩就這樣由瞽矇文化所開創的“聲教”傳統保留到了21世紀的今天，這不能不說是“有音無字”的歌詩傳統借助於現代錄音技術所創製的一樁奇跡。如果說古希臘盲詩人荷馬傳唱的《伊利亞特》、《奧德修紀》和印度詩人蟻垤傳唱的《摩訶婆羅多》及《羅摩衍那》早已因文字記錄而“僵死”，變成了固定的古典遺產，那麼，《格薩爾王傳》、《江格爾》和《瑪納斯》至今卻依然“活”在民間藝人的口耳之間，因而也是處在增刪修飾和不斷再創造中的生命體。同瞽矇傳詩製在生理上或文化上的特征相對應，民間歌手們或為雙目失明的盲者，或為目不識丁的文盲，這種對視覺文字符號的盲視保證了他們聽覺記憶上的超常能量。英國學者包頓在《蒙古盲藝人的全套故事》一文中，著重分析了蒙古瞽盲藝人楚魯圖木·陶格陶勒演唱的史詩故事的筆錄本。這是一位年僅24歲的蒙古西北部庫蘇古爾省孤兒，後來進了烏蘭巴托的國家收容所。他先天失明，依靠出眾的聽覺記憶，從民間藝人那裏聽會了故事，便能複述出來。包頓在研究中發現了一個對於了解瞽矇藝術具有重要啟發性的事實：“這就是他(指瞽盲陶格陶勒——引者注)先天瞽盲，並不了解顏色的性質，但在他的故事裏，存在著訴諸視覺的描述；因為他認識到了自己的缺陷，承認色彩在美學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事實上，人們從故事裏找不到任何證據，表明說書人的瞽盲；在描寫語彙上，它們與視力健全的藝人所講述的是如此相似！這本身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實，但也使人考慮到新情況之下的更加一般的問題。”〔英〕C·R·包頓：《蒙古盲藝人的全套故事》，周發祥譯，《民族文學譯叢》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1983年，第415頁。包頓所揭示的這種情況有助於說明，為什麼由瞽矇們傳唱下來的《詩經》作品中有豐富的色彩描繪以及大量使用的光明與黑暗的對比意象。所有這些訴諸視覺美感的因素原來也是在盲詩人的“內視”和想像力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