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明了瞽矇傳詩的記憶質量之後，還應探討的問題是這些盲藝人的記憶容量。因為在瞽矇文化衰落已久的後代，人們已不易理解盲樂師“聲教”的宗教和社會原因了，對他們究竟能記住多少詩作的懷疑也時常在學者腦中發生。清代學者朱彝尊在反駁孔子刪詩說時便公開表示了這種懷疑，他寫道：
……又(孔)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為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
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偶遺忘之。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為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重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製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缺獨多也。朱彝尊：《詩論》一，轉引自張西堂《詩經六論》，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87—88頁。
由於現存的《詩經》中隻有305篇詩，人們對瞽矇當初所傳之詩的數量也就無從知曉了。司馬遷說孔子刪《詩》前有古詩三千，人們對這個數字多持保留態度，朱氏便以“樂師矇叟安能遍為諷誦”為理由之一，否認這個數目的可信性。後來趙翼又對《左傳》、《國語》二書中引詩的情況做了統計，並同現存本《詩經》加以對照，發現所引詩句中不見《詩經》者僅占總數的二十分之一，從而推論古詩三千篇之說不足憑信。趙翼：《陔餘叢考》，見《歐北全集》。鑒於《左傳》、《國語》的作者左丘明與孔子處於同一時代，可大致確定當時所傳古詩與今本《詩經》在內容和數量上是比較接近的。也就是說，在孔子可能刪詩(姑且作為一種假說)之前，已經有了為當時人所熟悉的《詩》的傳本，其收詩數量已不限於今傳本，不過也不會多出許多。但問題的關鍵似在於，用文字著錄於竹帛的詩是否就是瞽矇們和樂詠唱諷誦的古詩的全部或大部分呢？如果沒有確鑿的理由對此加以肯定的話，那麼對於古詩三千的說法還是應該認真加以考慮的。正如《樂經》隨著瞽矇文化的跌落而失傳並不能作為它根本不曾存在的證據一樣。文明時代對於文字記載的迷信和崇拜已使後人很難領悟因聲為教的原始真相了。伴隨著視覺信息取代聽覺信息的傳播媒介的革命性變化，“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的偏見被普遍奉為真理。掌握讀寫技能的人日益增多，原來同聽覺相聯係的“文”的概念《禮記·樂記》：“聲成文謂之音。”《毛詩序》亦有此說。《樂記》又雲：“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可見“文采”本亦可用於音聲。終於被引申、轉移到視覺方麵，並且被視覺完全壟斷了。“文”的視覺化轉移的直接結果，便是它同視覺感知的物理條件——光明——的語義組合，“文明”一詞就這樣從誕生的時候起便把與視覺的缺失相聯係的盲的現象作為自己的對立麵，用意指黑暗和不開化的字彙如矇、蒙、瞑、冥來為其命名。這些字彙的神話聯想是陰間地獄、睡夢和死後的未知世界。參看葉舒憲：《中國神話哲學》第二章第二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趨生惡死的人們在追求光明的同時也盲目地膜拜視覺上的“文”。殊不知，他們在為文字的永久性記錄作用而自豪的同時，他們的聽覺敏銳度和記憶能量也在日益按照“用進廢退”的進化原理在退化和萎縮。盡管憑感覺和經驗，他們還能知道瞽盲在聽覺能力上有優越於常人之處，但是他們畢竟對“瞎子念經”的精確性有了疑慮，更不由自主地要以己度人，以其大大退化了的聽覺記憶力為尺度，對瞽盲傳詩樂的廣度和能量發出這樣或那樣的猜疑，朱彝尊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而趙翼僅據非常有限的兩部史書的引詩統計，就附和朱說，否認古詩三千之說，無異於間接地抹殺了瞽矇以聲音符號傳詩的潛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