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們已注意到上古孌童與寺人之間的微妙關係。於鬯在校注《詩經》時針對“時維婦寺”一句發揮說：
朱傳訓寺為奄人，實較毛鄭訓近之義為確。蓋幽王不特嬖女，而亦嬖男。有可援證者。《國語·鄭語》雲：“今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所謂“頑童”豈非嬖男之說與？故又雲：“棄聘後而立內女。”好窮固也，是嬖女也。又雲“侏儒戚施，實禦在側”。近頑童也，是嬖男也。則此言婦兼及寺，乃當時之實事。頑童為侏儒戚施，然則並不必定是奄人，而亦不定非奄人也。於鬯：《香草校書》卷十七，中華書局，1984年，第359頁。
這一推測既肯定了頑童、侏儒、優伶兼為奄人的可能性，又相對避免了絕對化，不把所有的孌童優伶即同性戀對象都說成是奄寺。
潘光旦先生遍檢史籍追索伶人起源，但於先秦時隻提到優盂、優施、優旃三人，接下來便跳到《新五代史》的《伶官傳》去了。顯然他僅著眼於“優”字去考察這一問題，未注意優與寺人的同源關係。前引王先謙和於鬯對於《詩經》的看法完全可以補足潘書在這方麵的缺失。除此以外，錢鍾書先生對《詩經》中“媚子”的辨析也許更值得注意。
《秦風·駟》是緊接在《車鄰》詩後的一首詩，它雖以秦公狩獵為主題，卻也透露了秦君好男色寵頑童的消息。首章末兩句為：
公之媚子，
從公於狩。
毛傳解“媚子”為“能以道媚於上下者”。清人錢大昕《潛研堂答問》卷三力辨“媚”為美詞，媚子不指便嬖之人。錢鍾書先生反駁說：
“媚”是“美詞”；然孟子斥鄉原曰：“閹然媚於世也者”，豈非惡詞乎？……《國策·楚策》一記楚王射兕雲夢，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乘”；是田獵而以便嬖扈從，時習之常，詩人亦據實賦詠而已。……《書·伊訓》所謂“遠耆德，比頑童”，即《汲塚周書·武稱解》之“美男破老”，《國策·秦策》一記荀息嚐援引以說晉獻公者。亂於其政，相率成風，經、史、諸子，丁寧儆戒，必非無故。錢鍾書：《管錐編》第1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121—122頁。
錢先生舉出的例證不僅說明了“閹”與“媚”之間的因果關聯，而且還暗示著頑童與孺子、儒者與士宦間的某種聯係線索。如《國策·趙策》客見趙王曰：“所謂柔癕者，便嬖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柔”與中人倫理“溫柔”相應，“癕”則與“庸”即儒者中庸之道相合，“孺”與“儒”的對應亦不言自明(詳後)。這些都隱約透露著發源於中國閹割文化的寺宦製度與儒家思想之間的某種鮮為人知的關聯，以及與之相關的帝王同性戀心態所催生出的畜優美嬖之俗。《墨子·尚賢》反複論說王公大人們對於麵目姣好之男童“愛其色而使之”之弊；《韓非子·八奸》篇說得更明暢：“一曰在同床：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史記》首創《佞幸列傳》，開篇就說“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這些都暗示出，隻有聯係寺人傳統和統治者的同性戀風尚、中國伶人起源的問題才能獲致透徹的理解。在此還值得一提的是，《詩經》中一再出現的“狂童”、“狡童”，過去都被看成女性所愛慕、追求的對象。在我看來，其中有些倒不妨看成與“頑童”、“優伶”類似的男性同性愛之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