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詩歌的早期發展進程中，雖然早出的頌詩在禮崩樂壞的東周以降日益被風詩、雅詩所代替，但是那種表達祝咒功能的詩作方式並未隨之消失，而是依然流行於民間宗教禮儀之中。試看下麵一個例子。《史記·滑稽列傳》：“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這裏的四字句祝詞從形式上看同《詩經》祝禱豐收的諸詩句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大概所有的種植農作物的社會中都會自發地產生此類祝詩吧。美國語言學家富蘭克林·福爾索姆提供的一則材料可以為證：
幾乎所有美國人都熟悉一首民歌前麵的幾個詞——“快成熟，大麥燕麥、大豆豌豆……”這些歌詞起源於古代的宗教儀式——當時認為，這樣念就會帶來豐收。〔美〕富蘭克林·福爾索姆(Franklin Folsom)：《語言的故事》(The Language Book)，中譯本，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7頁。
從這種祝歌的儀式背景出發去考察《周頌》中的作品，不難看出這些儀式歌辭與當時社會生產的主要方式——農耕之間的密切關係。對於這種農耕禮儀詩的專門探討，擬留待本書後麵章節，這裏僅集中討論與法術相關的祝咒問題。
從宗教學立場上看，咒語是法術現象的一種表現；從文學立場上看，咒語也可劃入語言藝術的範圍之中，這種情形正反映了早期文學與宗教密切相關、尚未獲得獨立發展時的口頭流傳和應用上的特點。蘇聯學者開也夫便在專論民間口頭文學的著作中為咒語開辟了章節，他寫道：
咒語——這是一種被認為具有魔法作用力的民間口頭文學。念咒語的人確信：他的話一定能在人的生活和自然現象裏喚起所希望的結果。
在某些形象的、富有傳情力的民間成語裏，可以看到古代相信語言力量的痕跡。如《說起來，他就起》、《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說狼狼就來》等等。有時在故事、勇士歌和其他體裁的人民創作裏也有咒語或它的因素。開也夫(A。A。Kaиeb)：《俄羅斯人民口頭創作》，連樹聲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研究部，1964年 ，第95—96頁。
詩的語言形式，如果撇開它與音樂的聯係而單獨來看，在相當程度上同咒語、禱詞之類的有韻的言語形式有關。特別是在考察原始社會的時候，這類具有宗教性用途的韻語形式更普遍地顯示了同詩歌起源的密切關聯。比如在南美土著雅瑪那人(Yamana)中，成熟的詩歌尚不存在，但他們已經擁有一係列程式化的禱詞，應用在各種需要的場合。當天氣變壞時，他們會說：
天父垂憐，以佑我船。
當一個嬰兒從昏迷中醒來，母親會說：
我已遂願，老者——我父。
當災害降臨，人也會向神發問，為什麼要降災下來：
我父在上，何以罰我？
埃杜裏·匹格米人(Ituri Pygmies)也擁有一係列程式化的禱詞，同雅瑪那人的那種簡單形式十分相近。當一位未生育的婦女去打水時，她會對森林之靈禱告：
賜我以孕，噢，巴裏！
賜我以孕，我能生子。
當男人們去尋找作為食物的白蟻時，他們祈禱說：
噢，我祖，讓我所有變得豐富。
當一個男人出外打獵時，他會做如下禱告：
巴裏，請告我父，讓他賜我更多獵物。鮑勒(C。M。Bowra)：《原始歌謠》(Primitive Song)，威登菲爾德與尼柯爾森出版公司，倫敦，1962年，第30—31頁。
這一類簡樸的禱詞乍看起來並沒有經過藝術匠心的加工，但其中所蘊涵的某些語言技巧卻與歌謠創作別無二致。如用極少的詞語表達所要表達的願望，使之集中於即時的需要。這些禱詞不僅有自身的結構和語音上的協調，而且還常運用反複，後者正是一切原始歌謠的基礎。鮑勒認為這些禱詞雖是口說的，而非歌唱的，但其自足的語音效果已夠得上是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