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電影藝術 第六節 新時期中國電影
1978年十一屆屆三中全會標誌著中國正式跨入了“以現代化”為目標的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對幹與政治風雲息息相關的中國電影來說，1978也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文藝服從政治、文藝從屬政治”的禁錮被解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法重新被作為政策獲得了一定的現實性，中國曾經經曆過的那些災難性的曆史成為電影取之不盡的原料，經曆著悲哀和激情的人們可以真實或者準真實地表達自己的希望和夢想——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語境下，中國電影襄挾著整個時代變革的巨潮也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新時代”。
在這一時期，中國的電影觀念和電影體製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盡管仍然有人狹隘地將電影繼續定位於被無限誇大的政治功能，但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達成了新的共識：電影不再僅僅是政治的工具、政策的宣傳手段，而是一種藝術、一種商品、一種具有廣義的社會心理功能的文化消費樣式。
正是這一共識，使中國電影業在生產方式、在生產體製上都開始了深刻的變革:電影機構走向了企業化，在某種程度上大眾成為了電影的“上帝”；計劃經濟模式下的電影生產體製逐漸改變，1993年1月，廣播電影電視部下發《關於當前電影行業機製改革的若幹意見》以及《實施細則》，1994年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行業機製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統購統銷、壟斷經營的電影發行體製解體，電影的發行渠道更加靈活多樣，刺激了製作、發行、放映業的積極性；增擴了電影製作機構，電影出品權逐漸擴大，為電影作為產品參與市場競爭提供了前提；越來越多的國產影片由民營企業投資生產，越來越多的國營和民營、電影企業與非電影企業、中國與外國聯合拍攝的影片出現，使電影在引進資金的同時也引進了這狴資金所代表的文化品格；擴大引進外國電影特別是從1994年開始引進世界“一流”影片，在刺激電影市場的同時也影響到本土電影的製作策略和影片風格；由於融資能力的增加，電影吸收各種資金進行生產，使影片的投資規模逐漸擴大，年增長幅度為10%以上，為提高電影的創作、製作水平和藝術、技術質量提供了經濟前提……這一切體製上、生產方式上的變革，不僅解放了電影的生產力，而且也更新了電影的觀念。盡管這一變革與這20年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急劇變革的進程相比常常滯後，但應該承認，正是體製的變革，為中國電影世紀末的輝煌提供了舞台。
正因為以改革為先導，在新時期這20年中，中國內地生產的電影數量大約有2000多部，每年平均電影產量在100部左右，從數量上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電影生產大國，大陸的電影產量可以居世界各國、各地區前5名之內。而且，在1979年，雖然生產的影片隻有50多部，但中國內地陸電影的觀眾人次達到了279億，平均每天有7千萬次的觀眾看電影，創造了中國電影至今為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曆史記錄，同時也為世界電影史創造了一個奇跡。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電影的觀眾人次大幅度下降，但從1995年開始，中國電影市場再次複蘇，電影重新成為人們休閑娛樂和獲得藝術享受的重要途徑。盡管有電視發展的巨大衝擊，有娛樂消費市場的激烈競爭，有新的大眾傳播媒介的四麵夾擊，也有改革進程的緩慢帶來的種種束縛，但整個中國電影事業在20年中仍然充滿了活力。
這一時期中國影壇出現了四世同堂的創作局麵第三代”電影人謝晉、謝鐵驪、淩子風、水華、趙丹、謝添等重新煥發了青春；“第四代”電影人吳貽弓、謝飛、張暖昕、吳天明等以對電影語言的積極探索和對中國現實的人道關懷推動了中國電影美學的演變；而“第五代”張藝謀、陳凱歌、黃建新等人則以一種“弑父”姿態，用空間化的視聽意象和開放性的敘事形態結束了一個時代同時開啟了一種新的電影傳統；90年代以後，一批更年輕的被稱為“新生代”的電影人則將自我的當代體驗與世界性的電影潮流相融合，試圖為中國電影注入一種更現代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