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後殖民運動的興起
由於自由資本主義的複興和冷戰的結束，同樣也由於福利政策的實施和社會權力的分散化，社會衝突似乎正在衰退，相對於階級鬥爭或相互競爭的社會製度之間的冷戰來說，地域政治已經占據了首要地位。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少數民族和其他邊緣地帶的人群的自我解放運動的興起，對打著“現代性”旗號而出現的西方霸權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成為邊緣社會人群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作為文化鬥爭的一部分。這就是所謂後殖民主義的興起。後殖民主義認為近代科學僅僅是眾多的民族科學中的一種，今天的近代科學的“普遍性”的位置隻不過是殖民主義暴力擴張與貪婪的結果，而不是其所聲稱的優越的合理性。通過其科學的標準來視其他文化知識為一種對自然的歪曲的表述，客觀性的科學被視為殖民統治的合法化手段。因此按照查卡拉巴梯的觀點，“真理不過是一種建立在權力上的辯證法”。後殖民主義否認近代科學的價值中立的理想，他們認為毫無偏見的價值自由的知識是不可能的，自由的價值本身就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利益，是西方的一種文化構造及其擴張。後殖民主義的事業不僅要降低西方近代科學的地位，而且還要使第三世界從西方的現代性中解放出來，以便它們能尋求自己的宇宙觀與民族科學。殖民地人民希望通過放棄殖民者所帶來的知識而達到解除他們“心靈的殖民化”。他們以其文明的“認識論權利”要求，來允許他們發展出一種不同於兩方文明的民族科學。他們就能發現更多的，與西方科學毫無聯係的自然規律。
3.傳統社會主義製度的解體
捷克總統、詩人與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認為人類社會的苦難的根源是一種科學的世界圖像，即“理性主義的，認知的思維”，“非人格化的客觀性”。現代社會一直被這種最高的信念所支配，這種信念認為世界是一個在整體上可以認知的係統，由少數幾條普遍規律所支配，人們可以理性地應用這些規律。從文藝複興開始，從啟蒙運動發展到社會主義，從實證主義發展到科學主義，從工業革命發展到信息革命，其特征是理性的認知思維的急劇發展。人作為萬物之靈，能夠客觀地描述自然，解釋與控製萬物，能夠把握有關世界的唯一真理。這是一個崇拜非人格化的客觀性時代，一個積累客觀知識並能在技術上加以應用的時代，一個信仰通過科學方法能夠自動進步的時代，一個意識形態、學說對實在進行解釋的時代，一個以發現世界的普遍理論為目的、從而找到使世界繁榮昌盛的萬能鑰匙的時代。然而，當今的現代性使世界處於普遍性、客觀性、普適性的危機狀態。哈維爾認為共產主義就是現代性思潮的不近情理的極端，傳統社會主義製度的解體可以看作是現代思潮的最終危機，蘇聯的解體集中體現了並徹底推翻了由科學導致的“拜物教”，他希望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會導致“現代性的解體”。他在1992年的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以“現代性的終結”這一意味深長的標題發表了演說。在其中，他說道：“共產主義被認為是近代思想出現最終危機的一個信號，這種現代思想是建立在世界是可以客觀地被認知的，而這種獲得的知識是能夠絕對普遍化的這樣一個前提下”，“這一時代已經創造了第一個全球的技術文明，但已經達到了它的極限，過了這個點深淵就開始了”。
四、評論
從上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後現代反科學思潮中的“反”應從兩方麵來解釋（1）“反思”意義上的“反”。它反思科學以及奠基在科學之上的技術的負麵效應，反思科學在“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反思科學主義。這些反思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2）“反科學”意義上的“反”。從社會學的角度來，這種“反”是混淆了科學知識與科學知識被濫用的社會環境之間的界限。在意識形態的強權下，以科學的名譽，來迫使人們接受某一種意識形態，這是一種反科學主義的態度，這不是科學，也不是理性。把科學提高到一個教條的地步本身就是一種反科學，有著可怕的後果，正如福科所說的那樣：科學變成了一種可怕的權威，一種可怕的政治製度，一種可怕的文化專製。女權主義對科學中男性主義的攻擊，後殖民主義對科學種族主義的批判、社會生態主義批判過渡的科學歸納主義，人文科學家反對科學的霸權主義，所有這些批評在目標上都是正確的。然而所有這一切努力並不是要求我們反對和放棄科學與理性，因為所有這一切應該歸咎為科學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而不是科學內容，更不是科學的理性與方法。正是為了防止這種濫用，默頓為科學研究提出來的四種製度性的規範。他認為民主製度為科學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最好的環境，因為它們提倡多元主義與白由。默頓認為四種製度性必需的規範―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有條理的懷疑主義―構成了現代科學精神的特有特質。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後現代主義反科學思潮是以應對真理與錯誤一視同仁的這一社會學首要的對稱性原則為出發點，得出如下結論：（1）科學真理是科學共同體協商和默契的結果，而不是對自然的認識，特別是在確定自然真理問題上，自然沒有或隻有很小的作用，因為科學事實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的建構；（2）理性和實在不會限製任何信念係統，沒有任何信念係統具有特權；（3）榮譽必須賦予“行動者”。這些結論的後果是：科學、理性、真理、進步等認識論規範應該讓位於雄辯的口才，讓位於權威與權力，導致了科學與意識形態、科學與迷信、事實與錯誤、知識與信念的混淆，最後得出費耶阿本德式的結論：在科學地位上，占星術與天文學、巫術與醫學、燃素學說與氧化學說之間，並不存在著本質的區別。這些結論顯然與科學所自認為信奉的科學的高度自立性以及科學知識和科學認識的理性、真理性，客觀性相對抗。正因如此，後現代主義加入了反科學行列，從而引發了“科學大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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