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的確可以成為使一個陳述變成公認的知識的顯著機會，作為客觀性的修辭學的確能夠解釋為什麼某些陳述比其他陳述更具有客觀的可靠性。但是，修辭僅僅是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部分，僅僅是表麵化的工作，主要是對應著科學交流或表達的公共舞台。但對客觀性來說，修辭充其量是作為一種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條件。建構主義把客觀性與修辭學的關係本末倒置了，走向了主觀主義的極端。
2.作為權力的客觀性
作為權力的客觀性有著一種長期的曆史，它開始於德國的浪漫主義及其反理性主義的運動，這場運動聯係著胡塞爾―海德格爾―馬爾庫塞的哲學傳統，是一個對工具理性的批判理論，通過尼采、利奧塔、福柯，最終由社會建構主義貫穿到科學知識的領域。客觀性的批判理論認為：客觀性是一種從西方理性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邏輯中心主義”的敘事，其目的是排除邊緣聲音，客觀性壓製了沉默的地域文化、被殖民化的他者與他們的生活世界。客觀性被抹上一層冷酷的與不被人注意到的工具理性的糖衣炮彈，這種工具理性一直有著一種貪求無厭的控製與操縱自然與人類的欲望。隱藏著男性主義的特征的客觀性在真理與進步的無偏見性和價值中立性的外表後麵行使著權力。
作為建構主義主要代表人物的夏平與沙佛，1985年發表了轟動學界的著作《利維坦與空氣泵：霍布斯、波義耳與實驗生活》一書。在本書中，他們認為，近代科學是在17世紀英國的“紳士文化”中誕生的，因此，科學理論的客觀性是與科學家的社會與政治地位聯係在一起的。實驗的客觀結果是由波義耳的紳士地位、名利、財富、宗教信仰所決定的，是和查理二世的政治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因此，根據夏平、沙佛的看法，新生的皇家學會，從一開始就是政治與社會觀點的產物與代表，客觀性的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家學會的意識形態產物。科學被表述為一場永不停息的殘酷鬥爭，在範式中占統治地位的領袖借助於客觀性的“公正”，借助於財富、地位和鬥士的狡詐，籠絡了大量的親信為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權力和地位服務。
與建構主義密切相聯係的是某些後現代學界的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按照後殖民的女性主義觀點：客觀性的科學已經被合法化為政治、法律、教育、社會政策和倫理等社會進步方麵的唯一歐洲模式。客觀性、合理性、科學方法的模式是按照歐洲人與男性氣概的理想加以界定的。歐洲文明向往的男性氣概，就表現為現代科學的進步，而主流男性模式的欲望則表現為這些模式與現代性、合理性和社會進步的聯係。因此，現代科學具有客觀性的假說意義，是通過與其他文化和女性對立的意義而確定下來的。在科學的客觀性麵前，“科學所具有的全球性權威地位，特別是與現代性、社會進步、人類獨特潛能和以歐洲中心主義術語定義的男性氣概等日益廣泛的歐洲中心主義聯係在一起的這種權威地位，合謀壓製了現代科學假說和熱點的很可能是最可靠的選擇方案。”客觀性命題被提升為一個為唯一合理、進步、文明和通人情的理想模式，它是在反對非歐洲人、經濟上脆弱的人和女性時確立起來的。這樣，客觀性被確定為一種歐洲擴張的經驗結果，而不是作為一種有效的認識論原因。聲稱近代科學的客觀性與普遍性就是一種低估地域關係或知識，合法化“外部專家”的政治學。因此，哈丁聲稱西方現代科學是理性的、客觀的與普遍的說法，這隻不過是“文明的歐洲中心主義”的一個象征，科學方法與內容完全是西方的歐洲中心主義與父權製的一種有意圖的共同建構。更進一步，哈丁聲稱非西方世界中脆弱的群體實際上經曆了所謂科學的價值自由與客觀性的“粗暴與殘忍的文化入侵的折磨”，因為他們“並沒有價值中立，隻具有自己的儒家、土著美國人、伊斯蘭、毛利人……猶太人或基督教的價值。”海倫?朗基羅（Helen Longino）呼籲女性主義與後殖民地人民相結合，特別是其中的受壓迫人民，發展出一種“敵對立場”，以揭示隱藏在現代科學的客觀性的“背景假設、語言、模式、論證方式與理論”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密碼。在科學中，理性是高於情感的，客觀性是高於文化價值的，不是因為它們使我們更接近真理，而是因為它們更加推進了父權製與帝國主義。
為此，哈丁提出了強客觀性（Strong Ob jectivity）：“客觀或不客觀被認為是某些個人或其團體所有的屬性，因為在‘婦女’（或女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環境保護主義者、黑人、東方人、享受福利者、病人等等）身上更感情化，更難以做到無偏見性，大多數的政治承諾使之難以得出客觀的判斷……客觀性被認為是某些知識探索社群的結構屬性。”這樣，強客觀性要求科學家和他們的共同體與進步的民主綱領結成同盟，也就是說，不僅要求認識論與科學理性上的進步，而且還要求“道德與政治的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驗主義的標準顯得不足，因為它僅僅促進了‘客觀主義’的發展。”
建構主義的權力客觀性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1）極端的相對主義；（2）科學知識的意識形態化。正因如此，這種做法引起了科學家與哲學家的憤怒，斥責其為反科學思潮。正如齊曼所指出的那樣“客觀性的衰落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沒有客觀性的標準來遵從，建構性的強化將讓位於解構性的衰退。”
三、科學實踐與客觀性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實證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處於問題的兩個極端。實證主義把科學知識視為對自然的“鏡像反映”，完全忽視了科學活動中的主體的力量，而社會建構主義總是要獨立於客觀實在去理解客觀力量，於是，任何顯示客觀力量和人類認識自然的實踐活動從一開始便被清除掉。這裏的問題關鍵在於它們都是脫離了科學實踐去考察知識。自從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安德魯?皮克林主編的《作為實踐與文化的科學》一書發表以後，科學哲學的實證研究和社會研究開始出現轉向，突出科學的客觀維度的作用―在科學研究中全麵地展示客觀實在、事實、儀器、設備、實驗組織體係的相互作用與意義。
在這方麵，皮克林的工作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重視。在《實踐的衝撞：時間、力量與科學》一書中，皮克林把科學描述為一組客觀事實、儀器、理論、訓練有素的人類實踐活動與社會關係的不停的和永無止境的辯證運動之中，這一辯證過程表現在他稱之為“實踐的衝撞”中，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外部世界，借助於各式各樣的儀器為媒介的相互之間的辯證運動，從而把物質的、社會的、時間的維度納入科學，較全麵地解釋了科學實踐中客觀的、技術的、社會的、形而上學的與認識論上的各種因素之間的辯證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科學實踐所特有的實在論特征，恢複了科學實踐的辯證法。“我對科學的基本理解是：科學是操作性的，在其中，行動，也就是人類力量與物質力量的各種活動居於顯著位置。科學家是借助於機器奮力捕獲的物質力量的行動者。進一步說，在這種奮力捕獲中，人類力量與物質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現的方式相互交織。它們各自的輪廓在實踐的時間性中突現，在實踐的時間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撐……受製約的人類操作活動及相對應的社會關係始終伴其左右。這就是我的全部構想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