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進化學說為近代中國進化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淵源
近代傳入中國的西方進化學說，不僅僅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還包括與達爾文同時期的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及赫胥黎的社會倫理進化學說，以及早於和晚於達爾文進化論的拉馬克“用進廢退”說及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這些西方進化學說先後傳入中國，被近代中國思想家所吸收和改造，從而為近代中國進化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淵源。
首先，達爾文、斯賓塞及赫胥黎的進化學說是近代中國進化論的主要思想淵源。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是自然選擇，正是自然選擇，造就和維持了生物界的平衡以及物種的正常生存。嚴複直接經曆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洗禮，他最感興趣的是達爾文進化論中的生存競爭（“物競”）和適者生存（“天擇”）的理論；戊戌變法前後，章太炎也係統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形成自己的進化論思想；孫中山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推崇備至，認為它可以與牛頓在力學上的發明相媲美；陳獨秀把達爾文進化論看作是近世三大文明之一，“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的理論武器；李大釗早年也十分推崇達爾文的進化論，指出：“天演之跡，進化之理，窮變通久之道，國於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
隨著達爾文進化論的傳入，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傳入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些思想，如普遍進化，影響了不止一代中國人，直接成為人們觀察天下大勢和民族命運的有效工具。”嚴複接受斯賓塞的觀點，強調“天演”是世界的普遍規律，完全適用於人類社會，但他並不讚同斯賓塞“任天為治”的思想；陳獨秀也完全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他說：“進化公例，適者生存。凡不能應四周情況之需求而自處於適宜之境者，當然不免於死亡。”與此同時，赫胥黎“與天爭勝”的思想也影響到近代中國思想家。嚴複十分推崇赫胥黎，《天演論》的重要目的便是宣傳“與天爭勝”。吳汝綸在給《天演論》作序時指出：“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之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嚴複指出人類社會雖然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公例所支配，但還有人定勝天的可能，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來改變環境，“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