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提出以道義教化民眾的同時，並不否定法治的作用。不過，從《潛夫論》一書來看，他是倡導對民眾重德治而輕法治，先德教而後刑罰的。如說：“聖人甚尊德守師卑刑罰……是以聖明帝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又說：“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也。”同時，他的法治理論也包含有許多民本思想的因素。他認為立法的目的在於“懲惡除害”。如說：“先王之製刑法也，非為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奸懲惡除民害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刑法可以起到“小懲而大誡”的作用。又說“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必國家之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將法禁作為“防禍亂”和“利民”的工具和手段，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四、君政為民的為政理念
無論是富民還是教民，其實現的關鍵最終在於君主和大臣。君主是行“德政”的最高決定者，大臣是實行“德政”的具體執行者。所以，君主是否聖明，大臣是否賢能，也就成了民本思想能否得以實現的關鍵所在。
王符認為，君主是為了治民而產生的。他說：“太古之時，蒸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又說：“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既然天立君主是讓其治民的，那麼，國家的興衰，民的治亂就與君主息息相關。“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王符認為，民眾固然有其“情性化俗”，但“民性”是可以轉移的，“民固隨君之好。”如果君主實行“善政”，民眾就會望風從化，有“士君子之心”。相反，如果君主實行“惡政”，民眾就會“懷奸亂之慮”。由此，王符疾呼：“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指出君主在製定政策時，一定要以順民心為本，“觀民設教”。
為了使統治者能夠接受民本思想，對民眾實行德政，王符進一步將民心歸結為天意。他說：“帝以天為製，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嚐不力顛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嚐不光榮也。”又說：“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皆善相輔至而代上征也。”這兩段文字將民心歸結為天的意誌，民的“順”、“逆”和“安樂”與否，不僅是政治善惡的一根標尺，而且它還關乎著陰陽是否合和，五穀是否豐收，民眾年歲的長短。更關係著君主的尊榮和國家社稷的安危興亡。王符繼承前輩的傳統，操起“天”這一武器，企圖通過天的力量來製約君主。
當然，王符也認識到，君主在現實政治中還是處於核心地位，“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洽，君政惡則民冤亂。”民的安危決定於君主是實行善政還是實行惡政。因此，他反複告誡君主要實行善政，“以恤民為本”，“德政加於民”。
那麼，君主怎樣才能以“恤民為本”，“德政加於民”呢？王符將君主分為“明君”和“暗君”。他說：“人君之稱莫大於明”，“君明則國治，君暗則國亂。”主張君主都爭當明君，而勿做“暗主”。要求君主要兼聽、納諫、不可偏信，不可剛愎自用。他指出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源就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在於“以眾命係越高，病自絕於民也。”
其次，主張明君要修身正心。王符認為，君主是民眾的表率，“明君臨眾，必以正軌，既無厭有，務節禮而厚下，複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恥也。”君主隻有修身正心，信賞必罰，才能“國治而民安。”
再次，“尊賢任能”。王符認為百官之臣是君主為治理民眾而設立的，“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又說：“夫民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因此，官吏的賢能與不肖便成為君主能否對民眾施行德政的重要一環。如果臣子忠正賢良，就會“君政善”，就會使“民合洽”。相反，如果臣子奸邪，欺上枉下，就會使“君政惡”，則百姓“冤亂”。王符舉例說：五代時候的大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內外，普天率士，莫不被德”，所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而到了末世，官吏大臣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以辱終也。”曆史的教訓是深刻的，王符疾呼：“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濟而養之哉？”王符對東漢後期統治者賢愚不分，用人不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的現象進行了揭露。他認為當時的弊端是“當塗之人，鹹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主權”，“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王符明確指出：“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根據這一思想，他一方麵斥責以貧富貴賤為賢愚標準的謬論，認為“賢愚在心，不在貴賤。”另一方麵指出；“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人臣隻有“推誠輔君，效功百姓，下身附民氓，上承順於天心”，才能稱為賢能之臣。由此，王符特別強調“明選”和“考功”是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希望君主加以重視。對“勤恤民事，勞精苦思，孜孜不怠”的大臣“載在圖籍。”使其尊顯；對“不得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屍位，而但事淫侈”的大臣，“使從渥刑”，加以懲處。
綜上所述，王符作為東漢後期進步的思想家，民本思想是十分豐富的，對民的認識也是很深刻的。他對“富民”的意義的認識和闡發超出了以往所有的“富民”理論，對“富民”的道路提出的一係列設想，也多發前人所未發，有許多精彩之處。尤其可貴的是，他已意識到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夫土地者，民之本也”命題的提出，可以說是對於我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深入發展。
參考文獻
1.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中華書局1985年版。
2.王符著，汪繼培箋：《潛夫論》，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劉文英：《王符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4.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