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凱
晏嬰（？―公元前500年），又稱晏平仲，字仲，諡平，萊之夷維（今山東省高密縣）人，我國春秋末期傑出的政治家。據《史記?管晏列傳》記載，管仲“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嬰“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現存《晏子春秋》一書，是一部記述晏嬰言行的著作。唐代以後，有些人把它看作“偽書”。其實，《晏子春秋》並非“偽書”。如果把它的有關篇章與1972年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西漢墓中出土的《晏子》殘卷對照一下，就會發現文字基本一致。從《晏子春秋》中可以看出，晏嬰明確提出了“以民為本”的概念，闡述了民本主義的德行理論，創立了廉政思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民本主義的政治理論。
一、“以民為本”概念的明確提出
民本主義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和精華所在。早在春秋初期，管仲就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概念。這個概念中的“人”雖然是指“民”而言的，但從概念本身來看還不能說是很明確的，後來，民本主義形成一種波瀾壯闊的社會思潮。在這種情況下，晏嬰明確地提出了“以民為本”的概念，把民本主義的發展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以民為本”的概念，是晏嬰在同晉國大夫叔向的一次對話中明確提出的。據《晏子春秋》記載，“叔向問晏子：‘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顯然，在“道”與“民”的問題上，晏嬰與叔向的看法是不同的。叔向認為，“道”與“民”是對立的：如果“遵道”而行（即“正行”），那就會失去“民”（即“遺民”）；若不想失去“民”（即“持民”），那就會失去“道”（即“遺道”）。與此相反，晏嬰認為二者不是對立的：如果保住了“民”，那就說明沒有失去“道”；假若失去了“民”，那就說明沒有“遵道”而行。在他看來，“道”與“民”是統一的。而他所謂的“道”，就是“以民為本”。
晏嬰提出“以民為本”的概念，是與當時形勢的變化相聯係的。公元前546年，14個諸侯國在宋國召開“弭兵大會”，各國之間的爭霸趨於緩和。但各諸侯國內部的新舊勢力的鬥爭、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甚至像齊、楚這樣曾經實行過一些改革的諸侯國也不能保持安定了。公元前539年，晏嬰出使晉國。叔向向他詢問齊國的情況，晏嬰說：“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齊其民，而歸於陳氏。”他認為，以齊國國君為代表的“公室”已經到了末世，即將被齊國大夫陳氏（又稱田氏）的家族所取代。田桓子向民眾征收賦稅較輕，把糧食貸給民眾，用大鬥借出，小鬥收進；將山海之貨運到市場，也不加價。而齊景公則相反，“民參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因而，人民喜愛田氏如同父母，歸依之勢就像流水，誰也無法阻止。聽了晏嬰的這番話後，叔向也說：“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蔽，而公室滋侈。道？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仇……政在家門，民無所依。”麵對這種形勢，晉君毫無悔改之意，反而以娛樂消愁。叔向一籌莫展，便向晏嬰提出了如何處理“道”與“民”的關係問題。晏嬰的回答是：“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
何為“曲”、“正”？晏嬰說：“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他認為，作為一個大臣，得意時，應該正道直行而又“不失上下之倫”；失意時，應該伏匿隱處而又“不失仁義之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要“以民為本”，把關心老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
所謂“不失上下之倫”，是指“禮”而言的。晏嬰和叔向一樣，都十分強調“禮”對治國的重要作用。但他們所謂的“禮”，是有所不同的。叔向所謂的“禮”是指周禮，即奴隸社會的製度。他把“法”與“禮”對立起來，反對鄭國子產“鑄刑書，實行法治”，而在尚法這一點上，晏嬰同子產是比較接近的。晏嬰主張：“立於儀法，不犯之以邪；一民同俗，上愛民為法。”“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晏嬰重“法”，但他認為，尚法而不失禮，禮甚至比法還重要。如說：“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禮者，所以禦民也；轡者，所以禦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這些思想顯然有消極的一麵，但他說：“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為其民，是故尚之。”這就為“禮”注入了民本主義的進步內容。
晏嬰對民本主義的另一發展，是提出了“因民”的思想。他說：“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羨榮，民有加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義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矣；民，事之本也。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建謀者反義，興事者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所謂“謀事之術”是指謀事方略，它關係著國家的興衰。晏嬰認為：計謀出於“義”才能實現，事情因於“民”才能成功。為什麼呢？因為“義”是建謀的準則，“民”是事情的根本。在設立計謀時，一要“不違天”，即不違反自然；二要“不違民”，即不違背民心。言下之意，順乎自然、合乎民心就叫做“義”。由此可見，他所謂的“義，謀之法也”，包含著一定的民本主義的思想內容。至於“民，事之本也”，那就更清楚了。正因為如此，他才提出“因民”的思想。所謂“因民”，就是要依靠“民”。在他看來，“謀事”、“稱事”、“舉事”、“興事”都必須“因民”。所謂“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羨榮，民有加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是說無論事情的大小、利益的輕重都要把“民”作為權衡的標準。隻要對“民”有利，“舉事”就能成功。否則，“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事不敬重民意者，雖成徒增疾怨耳。”老百姓的“疾怨”不斷增加，說明舉事者是“倍（背）民而動”的。這樣的人雖然可以取得一時之成功，但最終是站不住腳的。“三代”的一些暴君，如夏桀、殷紂、周厲王和周幽王之流，他們“興事”而“傷民”，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二、“以民為本”的德行論
晏嬰不僅明確提出了“以民為本”的概念，而且還闡述了“以民為本”的德行論。對“德”的重視，在我國起源很早。如殷商統治者在宣揚神權社會的同時，就極重視人的個人修養和人的社會行為規範，建立了“德禮孝”的思想體係。春秋以前的德行，主要是指自身為善不惡。如《尚書?皋陶謨》說，“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但這九種“德”都是由天命產生的，所以，《尚書?皋陶謨》又說：“天命有德”，這是神本主義在倫理學上的反映。西周初年隨著神本主義的動搖，“德”的內容發生了一些變化，除了“敬天”、“孝祖”之外，還添加了“保民”的內容。周公就曾對周成王說：“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他認為隻有“裕民”（寬以待民），才能保住“民”。春秋初期，管仲在創立民本主義時曾經說：“愛民無私曰德”，“不憂以德，則民多怨。”在這種思想影響下，民本主義迅速向倫理學領域滲透，“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對“民”的寬厚施惠。據《左傳》文公二年記載，“秦伯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趙衰所謂的“增德”，是指“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又據《左傳》成公二年記載，楚令尹子重引已故楚莊王的話說：“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他“惠恤其民”的具體措施是：清理戶口，免除人民對國家的拖欠，施舍年老鰥夫，救濟生活困難者，寬赦犯罪的人。在這些思想的基礎之上，晏嬰進行了理論概括，從正反兩個方麵闡述了“以民為本”的德行理論。